你培养出来的的“学霸”孩子,可能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17年06月09日 美中国际美国留学上海中心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资深教授,但他却他曾发表过一番言论:“北大现在培养的就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钱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几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谈到当下教育问题时,痛心疾首地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传扬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他事后也多次重申“我对北大极度失望”,因为“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至于这为何是他认为极严重的问题,是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他还分享了一个例子:


“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


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


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


毫无疑问,这位学生具有高智商、高情商,他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挑不出毛病,但是你会觉得这样的做法让人产生不舒适感,会对这种精英的所为感到无所适从,他的行为滴水不漏、无比精彩,比那些低层次的吹牛拍马屁、阿谀奉承高端一百倍,但你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真诚、可贵的地方,一切是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 倘若这样的精英服务于高端行业,进入社会的顶层,比如高育良、祁同伟之类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念、实利主义,便会影响一大批人。


他们占用着较多的资源,有话语权,但却没有担当意识,缺乏悲悯同情心,自私自利。 正如钱老所说,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正痛恨全社会物欲横流的人们能从中得到不少共鸣。万维钢就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春藤的绵羊》中认为,其实中美两国的顶尖大学都在培养同一类知识精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都颇为淡薄,也不愿为社会活动多付出,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连高晓松都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最近,在成都发生争夺某重点小学名额事件中,一位自称年收入50万的成都某高档小区业主写了篇“雄文”称,“好一点的小学,暑假都有去美国的游学项目,花费至少要4万~6万……我女儿5岁,我每周都请国学老师来给她教礼仪,每个月花费1万2……你们半年工资就没了。”“假如你连买学区房的财力底气都没有,也就不要指望通过划片给娃儿带来良好的教育。” 诚然,重点学校是中产父母们的必争资源,名校争夺战既凸显教育资源的短缺和过度集中,也表露出中产们担心下一代阶层跌落的隐忧。但进一步讲,这篇《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所暴露出的当下中国精英教育的偏见,才是更值得警惕的。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采用“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即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力,对各阶层进行了综合划分,结论是: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5.62%,中产层为19.12%,下层为75.25%。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换句话说,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层,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 这次成都的中产倾轧实际上是大家为了孩子在抢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于是发生“踩踏”事件——中产在维权时大家一致对外,而争名校名额时又搞起“阶级斗争”。 抢夺重点学校名额凸显中产焦虑,这一焦虑因高昂的学区房价格进一步加剧。但是,请大家不要忽视原命题:我们培养孩子究竟是为了什么? 抢夺名校资源是一种高考竞争的前移,前移到了幼升小、小升初。上了重点小学,就能上重点中学,中学后就是985、211大学向你招手,离所谓成功人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中国的成功学路径似乎就是这样的。 家长们为让孩子进好点的学校都要托关系、送钱物,可谓费尽了心机。一方面百般呵护孩子,给他创造各种上名校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学习上又层层加码,让他们沦为“应试奴”,失去童年快乐,更罔顾其灵魂成长。 于是,“高分低能”“有知识,没文化”“有证书,无能力”“懂考试,不懂生活”等等的教育倒置后果就产生了。


中国的孩子不快乐,长大后也不快乐,这个社会能好吗?


那么,中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唯西学马首是瞻,科目设置缺了中学内容如修身养性、诗书情怀,尤其缺人格培养。


一切以应试为目的,孩子沦为考试机器,学校成了收钱机器。大家都有想法,却没办法。


一切以成人标准来要求,将小孩培养成“小大人”,过早失去童真,即所谓“童年之死”。

应试教育在培养什么人格?中国的重点学校一律以培养“学霸”为己任,以升级为圭臬,其结果是培养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快乐教育,培养精通东西方文化经典、懂生活、懂爱、有动手能力的未来一代,似乎不再是教育的核心议题。 为长远计,社会不应在有限的资源上相互抢夺,而是回到培养社会合格人才这个原命题上来。 教育目的就应该是兼顾孩子身、心、灵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术德兼修、知书达礼、心胸宽阔、体魄健全的未来一代,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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