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在墨尔本东北大约100公里的一个偏远小镇Taggerty，Naomi、Andrew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12岁的Isabelle和9岁的Hattie正往车里装满大包小包，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堪培拉。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旅行。和Langley-Mcnamara家庭成员一起前往首都的还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一群其他孩子、他们的父母、一位法律专家和一位专攻青少年药物的医生，他们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今天（2月22日）他们将与各个政治派别的议会成员见面并讲述他们的故事。

在Naomi看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大女儿的自杀和自伤行为。

“我们经历过极其黑暗的时刻。Isabelle告诉我们，如果她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活着，她宁愿死去。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这样的一种痛苦，”Naomi说，“这对于作为母亲的我来说是多么可怕，我要尽我一切所能确保她的安全。”


 

和在澳洲的其他44000个孩子一样，Isabelle是个跨性别者。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她出生的时候是男性而后被鉴定为是个女孩。

为了阻止Isabelle进入男性青春期，她需要在今后的两年里进行被称之为二期跨性别荷尔蒙的治疗。

在那些可以进行二期跨性别荷尔蒙治疗的国家里，澳洲是唯一一个必须通过一整套家庭法庭程序才能为儿童进行治疗的国家。

跨性别拥护者们称这样一个法庭系统的费用将高达3万元并持续数个月。他们同时指出法庭这样的地方会引起孩子及其家庭的情绪焦虑。

然而，根据不同的州、地区以及孩子本身的状态，这些事实不尽相同。

今天，Isabelle将告诉与会的政客们为什么他们应该改变法律，为了所有像她一样的孩子们。

“我是个女孩，我生下来就是个女孩，不是那些想变成女孩的男孩。不幸的是，对我而言我的生理特征无法匹配从而鉴定我是个女孩。”Isabelle解释道。

“这非常困难，非常痛苦。我曾经伤害自己，不只一次地询问自己我是否真的要存在。”

“我一直都很害怕进入到男性青春期，也害怕无法得到正确的治疗来帮助我得到我应该得到的身体。”

“我不只是想要二期治疗，而是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治疗。。。。这样我才能过我想过的生活，活得快乐。”

当被问道如果不能得到治疗会怎么样时，得到的答案是令人心碎的。她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别过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那样我将会死去。”

 

作为女儿的后盾，Andrew 质问为什么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必须经历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法律程序。

“当你有了这样一个孩子，她的家庭和医生们就已经对事情的发展有了共识，为什么还须要法庭来介入？”

今天来到堪培拉国会大厦的还有来自墨尔本皇家医院的Michelle Telfer。她是一位著名的性别困扰方面儿科专家，性别困扰（Gender Dysphoria）是一个医学名词，用来描述一个人因为感受到生理身体与自身性别鉴定不一致时引起的困惑压力。

自2012起，Telfer医生已经治疗了200多名有性别困扰的儿童。和Isabelle及其父母的意见相同，Telfer医生相信有必要立即改变法律。

Telfer医生说因为“社会的改变，同时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已知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得到治疗，并且需要治疗”。

“现有的法庭程序阻碍了可以得到确实治疗的年轻人的数目，那些得不到治疗的人，据我们所知自伤甚至自杀的风险高很多。”她说。

Naomi 和Telfer医生的意见一致，她说作为一个跨性别儿童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艰难的旅程”。

“当你深刻体会到这个治疗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在拯救生命时，被要求通过家庭法庭来批准允许的做法让人感到是一种惩罚，是不公平的。”她说。

当Telfer医生得知有部分人对跨性别儿童进行跨性别荷尔蒙治疗提出质疑时，她列出了事实证据。

Telfer医生解释道，对跨性别儿童进行跨性别荷尔蒙治疗背后的科学依据是强而有力的。“对那些在青春期以后才作出转变的，正如我们现在在做的，实际上1%都不到，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其实是后悔做了医疗转变的。“

大多数跨性别儿童，Telfer医生说，都非常清楚“从小他们的性别鉴定和他们自身的生理性别是不一样的”。

“通过医疗来改变你的身体是艰难的一步，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从一开始就以某种角色生存着，他/她就不会觉得这是在做决定，而是一种改进。”Telfer医生说。

“事实上只有年轻人他们自己明白自己的感受，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至于Isabelle自己，她非常坚定，她知道自己是谁并且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想有些人担心一个孩子或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跨性别者。”Isabelle说。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不一样，我一直就知道我是个女孩，就像你知道你是谁一样。”


 

Naomi在这点上支持女儿，她说Isabelle非常自制冷静，她对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考虑得长远而周到，包括生育问题引起的悲伤。

“进行二期治疗不是父母的意志，也不是年轻人的一时兴起。”Naomi说。

“我们非常清楚治疗带来的后果，同时我们也痛苦地意识到如果Isabelle得不到及时治疗会带来什么后果。”

Isabelle在今后几年内面对的挑战将给她父母双方家庭都蒙上一层阴影，但除此以外，他们的生活是幸福普通的。

Naomi和Andrew两人都有忙碌的工作，虽然Andrew只是一份兼职的工作，但也同时扮演着家里出租车司机的角色在课余的时候载着女儿们参加各种活动。

Hattie对杂技着魔而Isabelle则喜爱唱歌阅读。女孩子们说她们“称得上”是朋友，尽管和其他姐妹一样，有时她们也会为玩具争吵。


 


 

心怀至爱，Naomi深感这次旅行教会了她和Andrew很多东西。

“我们的胸怀和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宽广。我们看到我们的女儿Isabelle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我们为她自豪。”她说。

那么堪培拉之行能否达到目的呢？

尝试改变联邦家庭法从而使跨性别儿童能接受跨性别荷尔蒙治疗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Telfer医生和我们的政客领袖们有一系列的会晤，她对此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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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http://www.news.com.au/lifestyle/parenting/kids/fighting-for-isabelle-the-battle-for-transgender-kids-to-get-access-to-crosssex-hormones/news-story/1083395b247646e0db8b6888a5d833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