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女孩在上海的真实故事

<- 分享“走遍美国”微信公众号到您的社交圈,让更多的人知道!

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6-13 走遍美国




作者/白露为霜          授权发布


我轻敲房门,随后听见了她的声音,“门是开的。”


这是一间位于美国北加州的两居室公寓,伊娃·赫歇尔 (Eva Hirschel)是一个小个的老太太,坐在墙角的窗边,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闹。


我称她为伊娃,虽然她可以做我的外婆了。我放置停当录音机,不需要做任何提示,她侃侃而谈,伊娃已经准备好讲她的故事。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此前5年,伊娃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家庭。他们是普通人,带着恐惧,敬畏和难以置信的混合心情看着一个疯子爬上权利之颠。作为一个孩子,她见证了“水晶之夜”的疯狂的仇恨和令人心碎的残酷。弟弟在学校被打,她被希特勒青年团羞辱和吐唾沫。


1940年她11岁时,父亲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六个星期。当他被放出来后一家人感觉到德国是不能待了,伊娃和父母,还有弟弟在意大利热那亚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中国上海,一个由中国和国际两个市政局共同管理的开放港口城市,不需要入境签证,是世界上唯一愿意接受他们的地方。伊娃后来发现,她们乘坐的意大利客轮——Conte Verde,是最后一班离开欧洲的客轮。在半途中意大利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家族其余的人都被困欧洲了。


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对于超过两万欧洲犹太人来说上海曾经是家。这意味着绝望的生活条件,无时不在的饥饿,奇怪的语言;这意味着穿越数千公里的不确定海洋,到达罪犯黑帮出没,混乱习以为常的城市。但最重要的是,当纳粹党旗飘扬在从巴黎到波罗的海的欧洲大地时,上海意味着一个躲避希特勒和大屠杀的避风港。


在局促困顿和疾病缠身之中,伊娃在上海度过了她的少年时期。当时上海被日军占领,日本占领者会因为最轻微的事情就拿刺刀乱刺中国人。到了1943年,犹太人被赶进贫困的“虹口隔离区”。早上,死于饥饿或疾病,被报纸包裹的尸体就会出现在街道上。


伊娃15岁时退学来支持她的家庭,母亲体弱多病,父亲是个酒鬼,弟弟还只是个孩子,她便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她回忆说,“家人同另外24人住在一所房子,共用一个只有冷水的浴缸和两个小厕所。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隔一个夹板墙,另外半间住另一对夫妇。”


然而并非所有上海的回忆都是暗淡的。伊娃,如同30年代世界各地数百万记的儿童,崇拜偶像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她一直以为美国童星也跟自己一样——是一个德国犹太裔女孩。


伊娃回忆到: “我刚到上海只有几个星期,有一天走在一条岔路上,我正巧路过一家电影院,在那里有一张大型的海报,让我惊喜万分的是秀兰·邓波儿正对着我微笑。我几乎要拥抱了她,我真的很高兴而且松了口气。“


伊娃跑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


“秀兰,秀兰·邓波儿。是不是很美妙?她离开了德国。她安全了,而且生活在上海。我知道。我看到了她的照片了。”


数以千记的犹太人也像伊娃那样在上海活了下来。靠着决心,智谋,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他们能够战胜来到新城市的诸多挑战。很短时间内,一个繁荣,热闹非凡的犹太文化便在上海出现 。一流的剧院,芭蕾,音乐会,报纸被印成十几种语言,还组成了校际运动队。上海的犹太区被称为“小维也纳”。


由于日本人的新闻审查,上海的犹太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欧洲的家人怎么样了。直到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视察解放了的纳粹集中营的图像传来,他们才知道这一恐怖的消息。


“谁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的隔离区里一片死寂,你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失去亲友的。发生在1940年呢?发生在德国?发生在歌德,尼采,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国家?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一切。”

伊娃留在欧洲的家族成员都死于大屠杀,如果不是在身体上,便是在心灵上。在20世纪70年代,她远赴柏林看望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曾在集中营中待过的小姨。“我的阿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她,我总是到他们家度过假期。她不知道我是谁,我来做什么呢?”


心碎不已,她再也没有回到欧洲去。


大多数上海犹太人在二战结束后便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少数留下来的经历三年的中国内战(解放战争),和毛时代的早期,但到了50年代末,上海繁荣一时的犹太区已经全部消失了。


尽管困难和饥饿,伊娃认为她在上海的经历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很快长大 ,我们学会了责任,我们学会了互相帮助。我不羡慕这里(美国)的孩子的一切。我不会拿它换世上任何的东西。”


伊娃的一生是普通的,同时也是不寻常的。她拿出盖有尘土的相册,从泛黄的页面里走出一个鲜活的年轻女子,在酒吧与朋友喝酒, 坐在B-29轰炸机翼尖上,挎着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墨西哥州“甜心”的手臂咯咯地笑。她的笑容,她的举止,她的活力掩饰了内心的痛苦。

50年代的伊娃·赫歇尔

我第一次见到伊娃是在北加州的尼珥沙洛姆(Ner Shalom)犹太教堂在的一次会议上。我读过不少书,听了看了许多关于大屠杀的录音和录相。不过伊娃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幸存者,尽管她拒绝承认她是一个“幸存者”。采访给我留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个人的沟通比任何媒体能产生的力量强大得多。作为学生,我们可以为这种沟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才能确保大屠杀的确“永远不再发生” 。


我的心里会永远带着一个影像:一个小女孩在寒冷的,裸露的意大利火车站上,不知道她是否会被允许离开和活下去。这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偏见,仇恨和暴力的世界。因此,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口头上说,“我们记住了”,而是每天都把这句话行出来。在缅怀那些偏见和歧视受害者的同时,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自己的偏见和仇恨的武器。


这有时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然而,我问过伊娃或者其他上海犹太人有没有想过复仇。她激烈地摇头:“有忧伤,有悲痛,忧伤总是在的。但是,报复——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这句话永远不会停止激励我。



点击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