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每年征集美国学生关于金钱、职业和社会阶层方面的大学申请陈述，并发表其中最出色的文章。下面是今年的四篇优秀申请书。
Matthew Hin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阿巴比是布莱恩高中的学生，即将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就读。
《不属于我的家，庇护了我的梦想》
明尼苏达州布莱恩
乔纳森·阿巴比(Jonathan Ababiy)
我还记得6岁那年，光线填满宽敞的房间，我母亲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我还记得9岁那年，我常常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看迪士尼卡通片，电视机有过道内的冰柜那么大，放在墙上的一个山洞大小的内嵌空间里。我还记得12岁那年，每个房间都挂着在西班牙乡间拍的家人照片。我还记得14年那年，我在偌大的房子里一点点地给地毯除尘，折叠刚刚烘干的色彩柔和的衬衫。
我喜欢那栋房子。我喜欢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进来的样子，仿佛可以扫清所有愁云。我喜欢自己总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面上找到一本书或杂志。
但我母亲使用的吸尘器不属于我们。我们从未付过有线电视费。照片拍的不是我的家人。我一周只能见到一次自己清理的地毯，我从未穿过自己折叠的色彩柔和的衬衫。那栋房子不是我们的。我母亲只是清洁工，而我是她的帮手。
大约20年前，我的父母以难民的身份从摩尔多瓦来到美国。我母亲做过许多种兼职工作，但我一出生，她就认定自己需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她在报纸上登了一份提供房屋保洁服务的广告，一对同为教授的夫妇联系了她。他们成了她的第一个客户，他们的房子成了我们维持生计的基石。经济衰退来了又去，但我母亲每逢周一和周五都要回到那里，有时周日也过去。
她整日戴着天青色的乳胶手套，操着蓝色的胡佛(Hoover)吸尘器，给仿佛有几英里长的地毯除尘。她擦过的所有镜子没准可以堆叠成那种由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打造的亮闪闪的摩天大楼。这对她来说并不新鲜。吸尘器和手套或许有些新鲜，但这份工作并非如此。在摩尔多瓦，她家里种有黄瓜和西红柿。她曾花无数个小时跪在泥土里，以教授指导学生的用心程度、以仁慈和积极主动的态度侍弄她的蔬菜。现在，她劳作的蔬果被吸尘器取而代之。
透过那两位教授的房子，可以一窥（更富裕的）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很少待在家，于是我便观察他们留下的痕迹：摊在厨房桌子上稍稍发皱的《纽约时报》，满当当的私人图书馆中翻到一半倒扣过去的书，总是停留在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我把这些痕迹当成由名人代言的通往繁荣之路。我开始从学校的图书馆往外借书，并经常阅读新闻。
他们的家是为我的梦想提供庇护之处。在那里，我这个戴着眼镜的电脑迷从《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上知道了一个名叫硅谷的神秘地方。在那里，我这个移民的儿子读到了一个名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年轻参议员立志做美国总统的消息——他也是移民之子。我从他们家看到过的生活告诉我，在美国，移民也可以成功。工作可以用双手来完成，也可以用头脑来完成。它让我对一种社会资本有了深刻的概念，我知道在美国可以使用这种资本。两位教授让我看到了他们取得成功的要素，我这一生都在试图做出自己的反应。
最终，吸尘器的吸力养活了我们一家。她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提醒着我，我为什么有机会开着叮当乱响的小汽车去上学。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往美国梦的公式中倾注了太多劳动。她用蓝色胡佛吸尘器为我的生活撑起了一片天。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毕业证书为她撑起一片天。
Laura Seg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凯特琳·麦考密克(Caitlin McCormick)是格雷戈里中学(Gregory School)的学生，计划就读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我母亲的格子围裙看起来像是金属盔甲》
图森
凯特琳·麦考密克(Caitlin McCormick)
每当面对服务业从业者，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会完全无视自己年幼时被灌输的礼仪。
过去17年里，我一醒来就会注意到这样的服务人员，注意到准备供应早餐期间裹在餐布里的叮当作响的餐具，以及从烤箱中取出的瓷盘。我会记得餐具垫被放在金属托盘里的形状、咖啡杯被倒扣以及弄脏了的布餐巾被撂在餐桌上的样子。
我知道永远不要穿着睡衣走到外边的公共庭院里；我母亲年复一年发出的嘘声让我明白，不能在客房的窗前高声说话。我成长于游客、教授和摄像师晨间压低声音闲聊的嘈杂声中。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习惯了那种适用于与陌生人寒暄的过度礼貌。
我是在一个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客栈里，在有着厚重的酒店业氛围的环境里长大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颇为憎恶。
我曾经没能准时去公园参加自己的五岁生日派对，只因为一位客人迟到了五个小时，而且连声道歉都欠奉。某个人住店一周，专门要求其房间每天打扫两次，却没有留过一次整理房间的小费。诈骗小企业的人光顾过几回。客人把床单弄脏，把厕所弄堵，把自己锁在房间外，然后要求打折。
服务业从业者和客人之间存在天然的权力失衡：我们用道歉应对冷嘲热讽。我们让顾客在他们吃喝住宿之后自行决定，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上有多用心。
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觉得我父母是极端的受虐狂，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所知的最不讨好的生意：也是教会我如何辨别权力失衡的生意。很快，我就在各种日常交往中注意到这种不公平。我开始明白，潜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残障歧视如何充斥我们的社会——给小费如何只是“微歧视”的一个同义词。
我变得狂热起来。有时还很愤怒。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加入了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政治运动。我给参议员候选人拉票，给草根行动团体接听电话，担任南亚利桑那州女性基金会(Women’s Foundation of Southern Arizona)的董事会成员，审核非营利组织的经费申请，还为附近的儿童医院组织活动。
我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帮助别人的历练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一种新型的服务：公共服务。与此同时，我也做着黑色星期五的夜班零售工作，清理油毡毯上的呕吐物。当我把自己的第一份工资单拿回家时，从没见父母那么自豪过。
我最近发现的事实是，并非所有的服务都是天生平等的。看到客人因为接机出租车迟到而对我的父母大叫大嚷，仍然让我感到厌恶，尽管我每周也会花数小时时间做志愿者。但我从中学到的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高贵的，尤其是我们为他人做的工作。慢慢地，我母亲的格子布围裙看起来也更像金属盔甲了。我知道了如何欣赏父母细心倾听的天赋，他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客人没有准确提出的要求——不是给他们的茶里加糖，而是在他们等待一个电话会议时能有人跟他们聊天。我羡慕他们能那么自然地扮演胸有成竹的东道主角色，能带着微笑忍受各种恶言。
最重要的是，我钦佩父母一直相信人性，相信人们不会对不起他们提供的帮助。我意识到，学习给人们提供服务和学会相信他们极其相似。
Tony Lu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索狄尔是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的学生，计划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戴尔和Macbook，我的身份和阶级困境》
马萨诸塞州安多佛
左伊·索狄尔(Zöe Sottile)
最让人兴奋的部分是那台笔记本电脑。
妈妈从我手上夺过厚厚的信封，读出菲利普斯学院唐氏奖学金(Tang Scholarship to Phillips Academy)带来的各项好处：四年学费全免，一次免费的夏季出行，每周发放20美元——可以用来买我心心念念的奇多(Cheetos)和指甲油，最后还有一台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我以前一直没有自己的电脑，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将进入一个充满新可能的世界。据我所知，我是我所在的公立中学里唯一一个去精英寄宿学校读书的人，这感觉就像是被邀请加入一个门槛颇高的俱乐部。到达安多弗的第一周，我眼花缭乱于它的新奇和魅力，费很大劲才找到资助办公室，取到那台笔记本电脑；我给妈妈发了一张我抱着纸箱咧嘴笑的照片。回到宿舍后，我拿出自己的奖品——一台重量不轻但功能俱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它有着光滑的边缘和惊人的速度，让我惊叹不已。
但我与笔记本电脑的爱情故事却就此戛然而止。在图书馆里，我正在笨手笨脚地找地方，却看见朋友们都掏出了一台MacBook。每台都像张纸一样薄，似乎没有重量。而我的笔记本电脑重得让我背疼，还会像一只累坏的狗一样不停喘气，与这里明显格格不入。我原以为这台电脑是我进入安多弗精英世界的门票，结果却发现，它真真切切地暴露了我外来者的身份。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直都是我在安多弗的难题：总是一名局外人。我跟更有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会因为与他们生活差距太大而茫然若失。当他们在布拉格或巴黎度夏时，我在纽黑文附近的众多二手店里忙着淘东西。全额奖学金与全额支付学费之间的差距让人感觉无法逾越。
但是，当我去参加面向全额奖学生的活动时，也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我父母上过大学，小时候家境也比我好，他们给了我许多文化资本，这是我的许多全额奖学金朋友所没有的。此外，我是个白人，能负担得起偶尔去听场音乐会或买副闪亮的耳饰的费用。全奖生都携带的那台隐藏含义丰富的笔记本电脑，成为朋友们认识我的基点。在家乡，我属于中产家庭，之后还成了让人艳羡的预科学校学生。但在安多弗，我突然变成了穷人。在努力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身份的过程中，我感受到阶级是多么的复杂易变。我的阶级与父母的收入有关，但它也植根于文化知识和被赋予更多意义的事物之中。
这就又讲到了那台笔记本电脑：高三秋天的时候，那台戴尔笔记本被用坏了，我又没钱再买一台。于是我设法从学校借了一台薄薄的Mac，之后便感觉周边的世界又不一样了。我期待以后发邮件的时候，都不用再考虑那个特权和权力的电子网。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焦虑：带着这台漂亮的电脑坐在华丽的食堂里时，我担心失去了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刚来安多弗时，这种始终处在斗争之中的紧绷状态就像一个陷阱：走到哪儿都会觉得不自在（学校也感觉到了，现在获全额资助的学生领取的是MacBook了）。但或许情况恰恰相反。或许我在文化上是灵活多面的，既能在安多弗百年礼堂的舞台上得心应手地介绍发言者上场，也能在纽黑文的纹身店里自在地穿鼻环。我清楚地意识到，戴尔笔记本掩盖了我的特权，Mac则隐藏我的财务需求，这让我明白了同学们看似简单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复杂的故事。我是一个受益于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特权的全额奖学生：我的经历并不容易，但它依然是我的故事。
Laura Seg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特雷邦是北地预备学校的学生，计划前往俄勒冈大学就读。
《在矛盾的夹缝中生活，我参悟了平衡的奥秘》
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
蒂莉娜·特雷邦(Tillena Trebon)
我生活在边缘地带。
我生活在这个树木为躲避大风蹂躏而缩成灌木的地方。我的家在郊区住宅、石头房子和泥巴木屋之间转换。
离开保留地和母亲一起去上班时，我看到了电话线杆的变化。保留地里的电线杆歪歪扭扭，之间胡乱悬挂着电线。进入我家所在的弗拉格斯塔夫时，电话线杆开始变得笔直。在我的一面，大自然是一种兴趣爱好。在另一面，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生活在郊区土地富余和农村土地匮乏之间。在这里，一望无际的天空和一成不变的草地，与公寓大楼和露天购物中心融为一体。
我在旱灾的边缘上保持平衡。
夏季，不下雨时，父亲的卡车开过后空中尘土飞扬。一层灰尘覆盖在野花和野草上。沉闷的大地上，烈火不断。浓烟窜入空中，如同在海上迷路的船只发出的闪光报警信号。人人都在祈求雨水。我们害怕每一滴水都是最后一滴。我们害怕环绕菲尼克斯四周的沙漠入侵。我们害怕热浪让树木枯萎，把它们变成仙人掌。
我生活在政治叙事的中心。在高中的走廊里和闹市区的大街上，气势逼人的自由主义与坚定的保守主义为敌，不断扩张。
天气暖和时，商店和餐厅会开门营业。身着套装的职场人士和梳着脏辫、穿着破洞牛仔裤的音乐人和艺术家相谈甚欢。他们一起抱怨旱灾，感叹滑雪季的短暂。
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共存的边缘。
在母亲家，我们在铺砌平整的街道上骑自行车、和邻居家的孩子玩接球游戏、用水枪打仗。
在父亲家，我们取水、喂马喂鸡、把狐狸从鸡笼旁边赶跑、看着野鹿在不到十码远的地方吃草、给花园翻地松土。当雨水、土壤、阳光和植物共同奉献出果实时，我们从藤蔓上将其摘下直接吃。
两家的墙上，都用传统的纳瓦霍织物和毕加索画作的印刷品作为装饰。
青少年时期的我天真单纯，成年后充满神秘。这也是一种困境。我知道自己必须迅速适应成年生活，把弗拉格斯塔夫生活的平衡做法留在身后。但我依然属于这里。在这里，截然相反的人和物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由矛盾构成的美好。我渴望只能在边缘地带找到的那些经历。随着自己步入成年，进入大学，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鼓励各种形态多样性的新地方，一个能让我学着平衡的新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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