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后，中国的企业界正在跃跃欲试。这是好事，是中国身为大国实施其大国战略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国家意志。但个人投资有别于国家的经济行为。本文试图分析指出一带一路版图国家的风险所在，冀求说明投资美国在逻辑上的合理性。以笔者的观察，已经办理、正在办理以及计划办理投资移民的企业家们大多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且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既胸怀大志，又脚踏实地；既关心国家的前途，又把握个人的机遇。毕竟，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和强大息息相关。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拉木图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后，中国学术界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论证；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界正在跃跃欲试，为大规模海外投资热身。这是好事，这是中国身为大国实施其大国战略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国家意志，也是大国风范。

然而，从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现状考量：经济发展靠中国，国家安全靠美国。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现实政治，这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相对于经济发展，大多数国家都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投资就会有风险，风险与投资相伴，这也是企业家们最心知肚明的铁律。相比于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下同）的政治透明、法制健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政府开明，“一带一路”版图上包括的大多数国家，不仅基础建设落后、经济水平低下，而且存在着政局动荡、腐败严重等一系列的重大风险。相关企业和个人在勇敢地响应“一带一路”号召的同时，笔者提醒大家：对相应的风险一定要做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并依据笔者的小结和事实陈述，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这样既可以为国家大战略出谋划策，又可以为个人小投资未雨绸缪。一举两得。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上、文化上的交流，而不谋求军事上的霸权；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诉求和任何别的附加条件；

二．中国企业及个体公民的安全问题仍然将主要依靠传统的、非军事途径予以解决。当前，走出国门的企业与公民的安全主要依靠领事保护。虽然我国的领事保护制度较之以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的井喷式增长，经常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笔者熟悉的旧金山、纽约、洛杉矶领事馆无不如此）；

三．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切入点和目标主要以大型基础建设为主。众所周知，基础建设工程具有投资大、工期长、成本回收慢等特点，这就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策环境、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此外，由于中国承建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且港口、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通常与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此项目本身就通常被视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政治上的异常变动也经常对项目的顺利建设带来预想不到的风险，抑或埋下了潜在的风险。近年来，中国相关企业在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的巨额损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诸多的风险中，中国企业应该首先考虑如和应对下列几类政治风险：

1． “一带一路”以经济输出为主，它一般都与所在国的发展战略有广阔的对接空间，但是，对于一些“一带一路”版图上的国家，其安全需要与其发展需要往往存在差别。以中亚为例，中亚五国除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主要依托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来保证；东欧的波兰等国家都是对北约一面倒的国家，乌克兰虽然很难加入北约，但是基本上也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等西方的军事保护之下；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实质上视俄罗斯为其保护国，格鲁吉亚是美国的桥头堡，阿塞拜疆虽然奉行平衡外交，在军事上仍然依托土耳其、格鲁吉亚，向美国主导的北约靠拢；在南亚，除了巴基斯坦之外，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在安全上，仍然受到印度的强力影响；在东南亚，虽然泰国、马来西亚奉行对华友好，但东盟的安全仍然主要依托于美国的保护。总而言之，除了非洲的一些长期受到西方制裁而不得不依赖中国军援的个别国家，“一带一路”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安全机制上都基本上依赖于美、俄。由于一些国家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分离，其在对华关系上，经常表现的既渴望、又警惕，并反映为其政策上“走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不定。比较典型的如蒙古、泰国、斯里兰卡等。

2． 还有个别“一带一路”版图上的国家，具有比较强烈的“大国”志向（野心），将中国视为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虽然迫于发展的需要接受中国的投资，却也同时对中国企业保持一定的敌意。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越南、印尼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事实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政权合法性往往与反共、排华都存在暧昧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由于其大国志向，往往对周边地区与国家有一定的霸权诉求，因此他们即便欢迎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也对中国带动其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发展会存在警惕与抵触的心理。就拿印度来说，它虽然欢迎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却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非常不满；并对中国对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投资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流产主要就是印度施加压力的结果。又比如，越南虽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中国带动，但是在其国内，近年来排华、仇华情绪却一直高涨，在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这显然是其政府有意地推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一直主张对其邻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区域性霸权，并视哈萨克斯坦为地区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基础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乌兹别克斯坦扼守中亚交通要冲的优势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对此也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关注。

3. “一带一路”目前尚处在初期阶段，基本上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所在国高层、决策层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化往往对政策造成严重影响。对“一带一路”版图上的国家逐一分析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在东南亚，政治转型正在发生，大量底层的民粹力量与族群矛盾正在被释放出来，社会动荡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频繁发生。像越南、老挝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相较于民主转型的国家更为稳定，但也正在面临深化改革的“社会危险期”。而在中亚、南亚，一些国家也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中亚地区两大强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年事已高，随时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两国尚未解决其接班人问题。在哈萨克斯坦，数位可能的接班人背后有美、俄等大国的操纵与支持。从某种意义而言，军力强大、民风彪悍的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联盟。危险也因此可以想象。

简而言之，中国目前的资本输出，基本上还是以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为主，比如铁路、公路、港口、矿山等。这种资本输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人力”的因素之上。包括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其海外拓展实际上仍然是以基础线路、硬件的铺设为主。在一带一路版图上的许多国家，因为人口稀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这种大型基础建设的盈利前景是不明朗的，甚至其收益在很长时间内斗难以弥补运营的赤字。说白了就是：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收益少。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可能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去从事这些“不太经济”的经济行为。中、小民企对于该地区的进入难以形成真正的规模。加之，海外民企在信贷、保险等业务领域缺乏支持，抗风险能力弱。在很多时候，中、小民企往往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波动最直接的受害者。

由于“一带一路”版图上的一些国家在法律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较低，因此，外国企业经常面临较为陌生的制度环境，并可能引起严重的风险。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在所在国存在税收缴纳、劳资关系、安全环保、招标程序、并购法律、国家安全审查、投资流程等多方面都面临诸多风险。比如印度虽然劳动力相对于中国更便宜，但印度对于罢工权却较为保护。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法律风险，一方面，这些国家司法机关不独立、腐败严重、政策不透明，属于风险度高危国家；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政府公信力较差，经常有对国外企业的苛税征收行为。还有一些国家存在着当地强权集团利用司法程序掠夺国外企业的不法现象。

“一带一路”版图上的许多国家与北美国家不同，甚至与欧洲国家也迥然有别，它们在文化、宗教上存在自身的特点。其中，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中亚，许多的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其中的一些国家还较为保守，有着相当多的，不为中国企业所熟悉的文化禁忌。由于伊斯兰教存在教派林立、教派冲突的问题，不同伊斯兰国家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一些国家已有的、现有的经验往往并不适应于上述其它国家。

凡此种种，作为政府行为、国家意志，一带一路的构想值得尝试。然而，仅就个人投资而言，无论是从单纯的投资角度，从纯粹的资金安全角度，还是从投资、移民的角度，抑或从其它任何别的角度（投资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子女教育等），北美，尤其是美国，是国人个人投资置业，投资移民的首选之地。

本文系参考《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诸国研究》系列文章编写而成，编辑制作时习之特此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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