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y的骨灰是7月13日离开韩国的，在夏威夷停留数日后，19日抵达费城。有十几人参加了Clay的纪念活动，他们大多人同为被领养者，或是领养改革推动者。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在Clay生前都不曾与他谋面。

推动维护领养儿权益的韩国非营利组织“海外被领养者联系会”(G.O.A’.L)，帮助实现了Clay的骨灰回家。组织员工John Compton护送骨灰一路从韩国回家。Compton同样是被美国家庭领养的韩国孤儿，在Clay在世时就认识了他。

Compton曾和“韩国领养服务组织”(KAS)一起从韩国一所监狱接出Clay，并驱车4小时送他前往首尔。Clay在被遣返后不久因为袭击被判刑，在那所监狱服刑2年。根据KAS的说法，Clay并不会说韩语，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存在酗酒和药物滥用，出狱后长期委身于精神病机构和庇护所内。

Compton曾询问过Clay如果有办法，是否愿意返回美国。“是的！”Clay回答道，“在这里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Compton在Clay去世后联系到Clay的养父母，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收骨灰。在得到肯定答复后，Compton又联系美国驻韩大使，被获准可以带Clay的骨灰回家。Clay的养父母并没有出现在19日的纪念活动上。

Blandon在Clay骨灰盒旁摆上花束

Stefanie Blandon从纽约驱车赶来参加了Clay的纪念，出生于1957年的她同为被领养者，8岁来到美国的Blandon在12岁成为美国公民。“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应当的。”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理所应当”的。

 “被领养者权利运动”(ARC)表示，从1940年起，美国从海外领养了超过35万名儿童，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需要为这些孩子申请公民身份。

但是，有些父母根本不了解这一点，错过程序追诉期。还有些被领养者表示，养父母因为申请公民所需要的繁琐文件和费用而放弃，更有些父母实质上抛弃了领养的孩子。

根据ARC统计，目前在美国有大约3.5万名成年被领养者，因为各种程序原因，而未被授予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的《儿童公民法》(Child Citizenship Act)是在2000年才通过，将自动授予美国公民领养儿童的公民身份，但对于来美儿童的签证类型也所要求。更重要的是，该法律没有追诉效力，在法律通过时已经成年的被领养者无法从中获益。

而在许多被领养者权益推动者看来，如果Clay是美国公民，即使如今身在监狱或精神治疗场所，他至少会活着。

像Clay这样的不幸者据悉有数十个，他们被美国家庭合法收养，成年后因为犯罪记录遭到遣返，回到在记忆中早已模糊的出生国。有些人在被下令离开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并非美国公民。

据《纽约时报》报道，越南、泰国和巴西等国家的领养者也面临遣返问题。但是，韩国曾是美国海外领养儿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

他们以孤儿身份从小来到美国，艰难地适应着，却在成年后被遣返回出生国，切断原来就屈指可数的亲情纽带，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只身挣扎，又一次更艰难地重新适宜。

韩裔被领养者Adam Crapser是另一个例子，3岁被送到美国的他在去年41岁时被遣返回韩。他被第一对养父母抛弃，遭到第二个领养家庭虐待。他虽有过犯罪记录，但近些年慢慢步入正轨。Crapser在美国有妻子和三个女儿，但2012年时，他因申请绿卡引发背景核查，触发了遣返程序。

Crapser在美国生活时从未出过国。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到达首尔仁川机场后，他连标识牌都看不懂，完全不知所措。在韩国生活15个月，Crapser和妻子关系紧张，没有再见到女儿，因为语言障碍，他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

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发生，近年来，ARC等美国被领养者权益组织一直在积极要求国会改变现有法律，但收效甚微。

权益组织呼吁改革现有法律

另一边，因为Clay的悲剧，G.O.A’.L等韩国被领养者组织则呼吁韩国政府彻底停止当地的跨国领养，要求韩国政府和美驻韩使馆防止被领养者遣返情况再次发生。

他们指出，领养体系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创造更多的领养机会，而非保护被领养孩子的权利。在他们看来，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让被领养者面临身份问题，不利于照顾好儿童。

那些生来不幸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曾有选择的权利，在成年后却又一次地遭到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