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英为何纷纷移民?(下)

2016年04月18日 加拿大雇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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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英移民潮的兴起提示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有权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人们向上流动的希望可以寄托在勤奋的工作上,而不必巴结上司或与当权者拉关系。


        大约在最近10年,国内越来越多社会精英移居海外,成为媒体、政府和公众关注与讨论的话题。



在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政策,竭尽全力争取外来资源在本地落户的情况下,本地资源却在流失,这是极其可惜、很不应当的。


但精英们为了安全感而想方设法规避风险无可厚非,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过,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所以,安全感对于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在资金、技术、人才流失的背后,不可见的、更重要的失落是整个民族的信心。精英的移民具有示范作用,哪怕是对于没有条件移民的一般民众。很难设想,如果做不到全民具有凝聚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可以全心全意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其实,精英移民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有人认为,中国的精英层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他们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兴起的中产阶级一样,代表了一种新兴力量,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可起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建立法治、实行对于权力的制约、形成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等方面可起正面作用。


但3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或精英层与当下市场经济一样,带有较强的国情特色和扭曲性,他们与其说是制衡独断、垄断的权力的力量,不如说是更多地巴结、迎合权力,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获利。


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些进步性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于法治的向往,因为他们毕竟希望在一套明晰的规则之下活动和生活。他们要求的不多——稳定性、可预见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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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移民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希望具有另一种身份,将自己置于另一套法律系统之下,这套法律系统是否非常完美和公正暂且可以不管,但大致可以放心的是,这套法律系统是严格、清晰的,被任意解释和施行的可能性较小;是独立的,有权威的,不易受到当权者的干涉和侵害;出发点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是官员用来对付“刁民”的工具。


今日中国的移民精英相当务实,他们多半不会浅薄地崇洋媚外,以自己当了美国人、法国人或拿了绿卡在同胞面前炫耀,他们的底气在于随着身份转换而得到的保障。


这就相当于在一大群探险者中,虽然看起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但其中有的人是买了高额保险的,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和自信心是不一样的。

问题是,在最原本的意义上,也就是从公民之所以为公民,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道理上讲,精英们花大价钱在国外买保险,是必须的吗?


精英移民潮的兴起提示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有权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人们向上流动的希望可以寄托在勤奋的工作上,而不必巴结上司或与当权者拉关系。


当我们考虑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时,普遍的公平是根本的标准。大多数民众与精英同样重要,其实更为重要。


正义是信心最根本的源泉,只有正义的社会才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热爱和留恋,对精英是如此,对任何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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