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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伍德曼是个年轻的女性，只有30岁。她和丈夫马克一起在敦斯维尔经营生意，有一个漂亮的4岁女儿，名叫夏洛特。去年12月，当她听说自己得了宫颈癌四期，只能活一年时，她的世界崩溃了。
医生告诉她，手术或放疗都已经太晚了，他们只能用姑息化疗为她做临终准备。但是艾米丽不愿意放弃。“如果你得的是肺癌或乳腺癌，你都还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治疗，他们把这么多钱投入到不同的癌症的研究中。但当他们看到我时，说：‘不行了，回家等死吧’。这真的很让人惊讶，也很不公平。”
“我不能走路、说话或弯身，”艾米丽说。“我觉得自己快被淹死了。大多数人都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已经别无他法了。他们给我开了吗啡和咳嗽药，然后就让我回家。”
后来，有一位叫做Manuela Boyle的女医生说，要不，你去中国？到那里的医院试试看。为啥是中国？因为那时她的身体状况，最多就能坐9个小时的飞机。中国是她在境外能去到的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了。
“我的肺部充满液体，他们在一周内就帮我解决了，”艾米丽说。“他们从肺腔里排出了三升的液体，开始给我化疗，然后我的咳嗽就停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任何症状。”
从3月开始，艾米丽已经五次前往广州的现代肿瘤医院，花了总共15万用于微创放射治疗（即介入疗法）、免疫疗法和冷冻疗法。给她看病的中国肿瘤专家说，她的肿瘤数现在处于正常范围，她的血液检测也是正常的。
这时距离之前医生告诉她的死期只有三个月。她说，她从未感觉这么好过。
艾米丽说，能和家人继续在一起，值了！如果我今天80岁了，澳洲医生那样说，我可能真的就接受（放弃）了，但我还年轻，不该放弃，事实证明，我幸好没放弃。
采取这种激进、很少人尝试的途径的澳人远远不止是这位昆州女人。成千上万名身患绝症的病人在国内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花了大量的钱去寻找最后的希望，经常在募捐页面上寻求经济援助。
数百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搭乘飞机前往俄罗斯或美国，寻求在这个国家没有的干细胞手术。一位10岁女孩患上罕见疾病，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流血身亡，她的家人已为她筹到30万，去芝加哥接受门动脉重建手术。
癌症患者也会在海外寻找其他可用的药物。
201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澳洲五分之一的新癌症疗法无法得到补贴，而成功的疗法要花长达两年才能得到补贴，这对晚期病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2015年9月，参议院有关癌症新药和专科药物的调查指出，澳洲的癌症发病率是全球最高的，虽然也挺有一些最佳的癌症存活案例，但“及时提供可负担的癌症新药是个巨大的挑战。”部分原因是，癌症是最昂贵的药物，且澳洲的“患者群体相对较小”。
政府回应称，在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它已批准了40种新的或经改进的抗癌药物，其上市成本超过20亿元，但承认应该“改进和简化”过程。不幸的是，对于艾米丽这样的人来说，这些还不够。
这时候不得不感叹一下，澳大利亚新闻天天播报；澳洲神医又研发出了某某某新药治疗癌症什么什么的，但是医生的水平似乎却总是“跟不上”，被医生误诊被医院耽误，遇到“假医生”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
只能说，在土澳，咱们平常人家要是遇到了靠谱医生，一定要抱紧大腿！实在不行了回中国也行，看土澳人民都已经有这意识了，中医洋医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小命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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