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有心人历奇的天堂,也是留学生与自己交战的疆场,英国留学中英网微信公众号文章

英国是有心人历奇的天堂，也是苦修者与自己交战的疆场。然而如何成长，始终是一道答案开放的论述题。

在英国究竟学到了什么？一位留学生给出了他的答案！

伦敦和北京很相像。它们都曾作为“世界之都”，为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或肃穆森严的专制帝国代言;它们都有全世界最恢宏的博物馆、最迷人的戏剧，帝王和诗人的故居，华丽的百货公司和往来商旅，坐拥琳琅满目的新生产品和不舍离去的古老岁月。半年前，我为求学来到英国，在莫名的亲切感与新鲜感的荡涤下，从头开始适应全新的学习方式。

伦敦国王学院的摩根图书馆(Maughan Library)，以前是国家档案图书馆。

在应接不暇的作业和活动之余，我常收到关切的留言或来信：“你在英国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了什么?”还有更多叹息和劝勉：“国内的教育体制情况摆在这里，既然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就要好好学。”

到“西方国家”学习社会科学的人如何评价国内外教育模式的差异?相当一部分文章乐于为走进自由社会振臂高呼，在如此对比上有颇多着墨：威权之下的教育体制僵化死板、扼杀创造力，而欧美的教育模式则开放多元、鼓励批判性思维。

不可否认，受限于教育制度设计和可能的政治风险，国内的教育在容纳异见、鼓励独创上确乎不如欧美，这甚至不该归咎于高等教育，而该反思整个教育体系乃至文化习惯的积弊

然而，我的感受却不尽相同：真正的差距绝非威权与民主、管制与自由这样基于模糊印象的简单划分。在英国学习的半年里，我能清晰地察觉到国内教育带来的利好——强调讲授、反复练习和考试，无疑有助于让我们在知识积累上胜出(当然前提是你基本完成学习任务)。而真正的弊端也恰恰起源于此：单纯侧重知识存量的增加，不重视分析能力的培养。久而久之，重复练习带来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以至于知识积累也显得越发效率低下。

伦敦国王学院的环形阅览室，学生们经常抢不到座位。

在英国授课制研究生仅有短短一年的集约课程安排下，分析能力的单薄成了我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一个星期只有4门课，共计8八个小时，看似不多，但想要应对如流也并非易事，更何况我的英语水平毕竟与英语国家的同学们相去甚远，无论阅读速度、写作质量和表达效率都难以同日而语。面对几乎人人都感到力不从心的大堆阅读材料。

某次的“现代中国的宣传、政治与文化”(Propagand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课上，有人小声地提出抗议：“好几百页，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老师，一位活泼的德国女士，非但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色，反而放慢语速温柔地说： “我无比理解你们面对阅读材料时的头痛，因为我和你们一样，也需要应付这些东西。是的，太多了，如果你逐字精读，一定会花费大把的时间，还可能感到很无聊。但我想让你们学会的，是如何在一份上百页的材料里尽快找到作者的主要论点、研究方法，感受到其论述框架和论证逻辑。”

除了速读之外，如何将阅读内容嵌套进课程的脉络中、形成体系化的而非碎片化印象的能力也是重中之重。讨论课上，老师提出的问题往往由浅及深，先谈不同研究者的观点和论据，再就更为宏观的议题展开讨论。开始时，我常常陷入拼凑记忆来应对问题的窘境。每当老师提出问题，马上在脑海里翻箱倒柜，但若没有细致的笔记为辅，总是局限于印象深刻的几个论断或例子，难以逻辑清晰地归纳一整篇数十页的文章。幸运的是，讨论课和课堂报告逐渐帮我提升了归纳和梳理的能力。

在国内，课堂报告也是常用的练习形式，但我在英国做的7个报告却花了超出国内报告数倍的准备成本。报告前约三个星期，老师就会将核心素材、报告指导和打分细则上传到在线学习系统(提前知悉打分标准和作业形式也是学校规定的教学义务)，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就此开始。

一般来讲，在10分钟的宝贵时间里，对一篇或一系列同主题学术文献的研讨，至少需要涵盖主要论点、研究方法、论证过程、研究的优点和不足、对大议题的贡献意义以及报告者对这种论点的批判分析。超时会被打断，如果不能讲完要求的内容，分数就直接扣除。报告完毕后需要接受5分钟的质询，以证明报告者对问题有全面的把握。

从一开始的紧张手抖到后来渐入佳境，每结束一次报告，我理解问题的信心都在增长。不仅如此，准备报告时引申出的其他问题也刺激了我更广泛阅读的兴趣，逐渐消解了对抽象学术语言的厌烦。

同时，英国大学有着悠久的辩论传统。如今漫步任何一所大学古老的博物馆和大讲堂，似乎都能听到赫胥黎与威伯弗斯就物种起源展开世纪辩论的庄严回响。这种传统与英国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绵延至今，历任首相在被戏称为“疯人院”的威斯敏斯特议院里硬着头皮回应反对党诘问声浪的情形，几乎成为了西方政治生活的典型景观。

在大学的课堂上，老师也乐于就一个争议性问题将学生分为两组辩论。即便你之前已有立场倾向，也需要强制站在其对立面，去思索另一种立场的合理性。在很多有趣的话题上，老师会先统计同意各方观点的人数，在辩论之后再看是否有人改变看法。例如帝国主义对中国进入现代的利弊比较，毛泽东的功过评价等。老师将这种活动视为兼听则明、去伪存真的过程，帮助学生反思自己的观点是否足够严密，并建立起对某问题研究现状的完整视野。我在国内就积累过一些竞技辩论的经验，因此课堂辩论非但没有带来任何不适，反而让我如鱼得水，逐渐战胜了发言的胆怯。

我的学习过程总体来说无疑是愉快的，真正的冲击在于我对自己思维习惯的重新审视。

今年过年时，“宁呆北上广蜗居、不回小地方发展”的观点红极一时。彼时我刚结束一门叫“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治理”的必修课，最后一课是开放性议题：“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官僚腐败、环境问题，还是贫富差距?讨论课上，我的答案是城乡二元分化。当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内容大致是北京生活压力虽大，但竞争更充分、环境更公平、机会更充裕;而家乡“小地方”官僚机构裙带关系横行，人们关心的议题无外乎工资几何、婚嫁与否。我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篇文章表示赞同：“城乡二元对立的表征里，市民化程度的差异比收入的鸿沟更令人瞠目结舌。”

谁知这句话激怒了一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同学。他在文章下写了一段两百余字的评论，直截了当地责问我：“市民化程度本身就是一个人工构建的、连续性的测量指标，你怎么确定你划的分界线就刚好对应了城乡的分界线呢?这种论调太想当然了，而它之所以有这种效果，更像是因为满足了这种论调的潜在受众对于乡村的想象，又掉回到了刻板印象的框框里。为什么不是时间维度的差异、待机的差异，而是空间上的地域差异?”

一席话令我赧颜。一方面，对待问题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确造成了理解的粗暴和单一;另一方面，对于我未曾经历的、旁观的故事，我的认知常局限于前人的论断，无论是官方描述还是异见人士的说法。缺乏对事实、细节的深入了解，独立思考只是一句空话，甚至成为另一种“政治正确”，沦为自我标榜的招牌。更严重的是，即便先前意识到国内公共讨论非左既右、党同伐异的乱象已经开始滋长，想要跳出迷局，却陷入了新的谬误——把客观、理性全部处理成“好好先生”式的均匀中立，殊不知还是不能跳出价值判断先于分析思考的怪圈。

如古人所云，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在思考之前急于判断是非，可能形成一种对于研究极其不利的思维局限。一旦急于为事件定性 ——唱好或唱衰，抹黑或洗白，会让人对脱离前人描绘的抽象概念、转而求索具体事实感到不耐烦。只有热血，没有冷眼，让人为价值正确而惰于剖析事实，陷入为曾经或当下的受害者满怀悲悯或义愤填膺的英雄主义想象。当抛却想象的虚无，重返原地时，越发感到思考从来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它可能低在尘埃里，零星藏身于浩如烟海的卷轴、破碎的记忆和发黄的书页，抽象、繁杂、让人痛苦不堪。但正因如此，思考是仁慈的。它不会让人因为黄粱梦和好运气大喜大悲，而是毫厘不差地像谷物回报农人一样，带来勤谨耕耘的安详和愉悦。

半年来，不时有打算出国的师弟师妹问我“到英国上学好不好”，我总为自己回答的机械感到歉疚。我无法用文字描述种种复杂的心境，例如在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图书馆里翻开一本1579年的《万历杭州府志图》时的惊喜与颤栗;再如，站在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Science Museum)哥特式的大厅，仰视其威严穹顶和精美扶梯时内心陡升敬畏，竟感慨于自身的渺小无知而不敢开口叹息。当然，也有在一个星期连绵不绝的阴雨中扔掉数把被吹坏的伞淋雨去学校的故事，更不乏借一杯又一杯咖啡的苦涩挑灯夜战、写作业到天明的故事。英国是有心人历奇的天堂，也是苦修者与自己交战的疆场。然而如何成长，始终是一道答案开放的论述题。

不能免俗，文章末尾总该交待一下“我将去到哪里”。老实说，恕我现在无法给出任何确切的答案。

世界太大，艰辛而有趣，让人徒生贪婪，想要尝试一切。但请容许我说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梦想——做一个永恒的思考者，直到大脑停止工作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