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杨时旸）

在这个连直播造人都红不过一天，只能眼睁睁等着被人遗忘的时代里，一个主攻宠物生意网店，副业接拍点没人知道名字的“网大”赖以谋生的网红，费尽心思从淘宝买来服装，又和所谓的“设计师”设计礼服，再千里迢迢飞往戛纳，找到各种巨星正式走红毯的间隙，努力以各种老外的脸为背景留下一张张造型尴尬的照片传回国内，这种蹭红的方式在如今堪称古典。

这个叫做大宝的女孩和她背后的推手、公司以及她代言的那个所谓的直播社交平台，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令人心酸的穿越感——他们为这个姑娘安排的炒作方式至少穿越回五年前。穿上所谓的、人们口中的“奇装异服”去戛纳当几分钟“毯星”，这种事儿如果放在十年前，那多少还算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勇敢”以及营销手段上的“大胆”，但如今，大宝的行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过气味道。怎么说呢？这个女孩让人觉得，为了生存拼尽全力自以为已经极度出位，但却发现，这已经是同行多年前就玩剩下的残渣。看到那些粗劣的打扮和意图明显的照片，相比于厌恶，更多的情绪其实是尴尬。

毫无悬念，大宝被网友奚落，嘲讽，吐槽甚至谩骂，进而上纲上线。其实，大宝和网友的主要矛盾在于，网友们日益增长的重口味需求和她团队落后的炒作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女孩的团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用了一种已经极度被滥用，只能引发厌恶的方式进行了一次透支性的营销。

在此之前，戛纳红毯上出现过两类凹造型的女人，一类是业已成名的影视圈女明星，她们也会被吐槽，但至多无非是争议她们的造型是否过于夸张，比如穿龙袍的范冰冰，另一类则是没头没脑自己窜上红毯的野生网红，她们不在传统意义上的圈子内，但下定决心主动往里挤，以一种豁得出去、毫不在乎的姿态，比如这一次穿着所谓的“国旗装”的网红大宝。这么说吧，人们争议吐槽范冰冰的龙袍，争议的是“衣服”，那是外在的一层装饰，而这一次，对于网红大宝上纲上线，本质上争议的是内在的“身份”。

这让一切都变得暧昧起来。人们把她的着装选择直接提升到了是否侮辱了国旗的程度。它泄露了很多人心底里一个不愿明说但又都心照不宣的普遍共识——网红这个身份在人们普遍的经验里近乎道德红字，这身份可疑，总萦绕着卖弄，无底线和软色情的气息，这样的一个“身份暧昧不清”的女人用国旗装裹身，人们认定是侮辱，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如果一个奥运会金牌选手，把国旗裹在身上，用汗水浸湿，被泥土染脏，人们还是会热泪盈眶，这还是因为身份，他们认为运动员是为国争光的英雄，而网红则是随时会滑落到失足妇女范畴里的边缘人士，这身份有尊卑。这本身其实更像是一种歧视。

在戛纳蹭红毯是中国底层娱乐圈半业余人士中的传统营销项目，它的生产机制带动着链条式的生意系统，据称，从邀请函售卖到地接引导一应俱全，报价各异。我们的娱乐圈正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前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所以，这个蹭毯活动弥漫着最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气息一点都不令人惊异。它无聊，低级，但它并不触犯什么，除了人们审美的洁癖。而真的具有审美洁癖的人们，也不是那些毯星以及她们背后公司想要拉拢和吸引的消费者。

客观地讲，这些去戛纳蹭红毯的姑娘真是苦孩子，如果但凡有哪怕一点点更高级的，更直接有效的、更具备实力的资源可供盘活和利用，谁还会启用这样的方式呢？你觉得景甜需要披着东北被面儿在镜头前扮演妖孽再供所有人指摘吗？和真正资源在握的娱乐圈核心人士相比，网红真是一群几乎一无所有的姑娘——除了一种豁得出去的勇气。在她们心里，娱乐圈是个残忍的竞技场，你要么能买通裁判，你要么能有可以依赖的大人物为你量身订制规则，要么你就只能豁得出去，只要不被罚下场，什么招数她们都愿意使用。即便被人评论都是脏招儿，她们也不会在乎。

对于她们来说，能不能被人看得上、看得起，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被人看得见。她们竭尽全力花尽家财受尽磨难把自己的脸整成了差不多同一个样子，他们最好的结局无非就是接下几个只有县城青年才会观看的“网大”，最终用自己随时会消散如烟的尴尬人气为淘宝店引流，努力贩卖一点盗版的包包，劣质的衣服和来路不明的面膜。

在这样的更残忍的现实背景下，让她们去戛纳故意搞怪出位地蹭红毯，哪里是委屈她们，又哪里需要什么心理建设，与平时所做的事情相比，这对她们而言或许更加轻松，甚至已经体面得多。

大宝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和解释自己那件被万人指责的衣服，言语里故意提及着“中国走出去”之类宏大的政策性术语。这一切和她那件简陋又粗糙的衣服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连辩解都只能是拙劣的表演，无法说出真实的想法。但是现在，最起码，她有了绰号和标签，“国旗女”毕竟比朴实的徐大宝更容易让人们想起和记住，在一片“馨曦予若”的同质化营销之中，她暂时脱颖而出了十五分钟。然后很快再度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