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裔学生发问:华人家长不支持学文科 谁错了?

2016年10月04日 走进美国CheerinUS



       在帮助孩子选择未来之路的时候,美籍华人家长往往很支持让孩子读理工科。“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多年来传统的惯性思维依然主宰华人职场发展,华裔在STEM科目里比例极高。这也形成美国社会对华人族裔的“刻板印象”(沉默内敛,诸多人从事工程技术、会计、医生、餐饮等职业)

  然而,一名来自加州圣荷塞的林布鲁克高中四年级的学生韩林,却向华人家长们大声说“NO!”,如此道出了自己心声:“文科是培养有认知的公民必不可少的科目。它教会人们通过间接经历学会体会他人的情感,它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在所有行业中都可以应用。只有通过接受领会人文学科所提供的一切,社会和个人才能真正强大。”


人文教育培养的是未来公民,而不是雇员


  作为一名出生在硅谷的华人,我总感到自己似乎应该学习理科。毕竟我家位于苹果和谷歌的大本营,我父母在上世纪90年代为读工程专业研究生而移民美国。我从小在一个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被统称为STEM)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一直着重学习数理科目。在初中时,我插进了一个数学快班。在高中开始前的那个夏天,我放弃了自己感兴趣的本地艺术工作室开设的版画课,提前自学了代数2和三角学。我周围的许多华人同学希望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工程师。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以后会在这个领域工作。

  但在内心深处,我对数理化从没有特殊感情。相比之下,人文和艺术才是我的挚爱。我从六岁起就在本地的艺术工作室上课;我发觉自己对创意性写作抱有激情;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小说;除此以外我还在高中担任了学校文学杂志的编辑,暑假参加了写作工坊。在伴随我长大的理科环境和真正热爱的科目之间,我摇摆不定。

  进入少年时代后,我便一直经历着这种挣扎。在身边的华裔同龄人和亲戚的口中,甚至有时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看法:理解莎士比亚有那么重要吗?了解一个已经灭亡了的政党有什么用?在最近的一趟历史课上,一位同学打断老师:“如果我要当神经科医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类似这样脱口而出的问题说明了一个疑惑:学习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听上去有道理,实际上却带有些误导。

  这当然不是仅存在于美籍华人身上的问题。当今的美国学生和整个社会似乎越来越忽视人文学科的益处。美国文理科学院一个名为“人文指标”(Humanities Indicators)的项目报告显示,2014年在本科修完核心人文专业的人数创1984年以来的新低。这个趋势让美国高等教育界在过去几年忧心忡忡。

  但想到我们的文明和历史,这个问题就有点奇怪。中华文明一贯重视教育,传统中国文化重视培养擅长琴棋书画的人才,而当今的中国海外移民已经偏离了这种传统。许多中国移民学习了数理化,于是他们也理所当然地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STEM科目。

  根据负责为美国大学招生设计考试的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调查,从1996年至2001年,有47%的亚太裔学生主修STEM科目,这个比例是白人、非洲裔和拉丁美裔学生的两倍还高。一份2011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研究显示,亚裔学生在与STEM相关的领域里“比例极高”。

  今年早些时候,我的英文课布置阅读《哈泼斯杂志》(Harper’s)上一篇由马克·斯罗卡(Mark Slouka)撰写的名为《去人性化》(Dehumanised)的文章。斯罗卡指出,美国“对艺术和人文扮演的重要公民职能地削弱……正将国民塑造成雇员,而非公民”。

  这一切让我不禁疑惑:华人既然如此重视教育在职场中的作用,为什么有那么多华裔父母会忽视历史、艺术和文学的重要性?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些科目可以教给年轻人价值观与道德准则,得以让他们在社会中承担责任,做出智慧的选择,学会批判性思考,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吗?我想起了历史老师的一句话:“民主离灭亡总是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在一个社会中,数百年历史的民主理想,比如言论与出版自由,稍有不慎就能被镇压,乃至灭亡。

  在旧金山湾区长大过程中,我发现华裔家长虽然常常鼓励孩子把学习艺术当作爱好,但除非孩子真正在钢琴或戏剧方面有所成就,许多人仍然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实际用途,找工作前景暗淡,工资微薄。

  我的一位华人同学就无法说服她的父母让她参加艺术夏令营。他们希望她考虑理科项目,认为这样更加实际。我还有一位华人朋友希望成为设计师。她在过去的一年中试图说服父母让她选择和艺术相关的职业。在她最近的一件艺术作品中,她试图表现华裔家长认为艺术行业徒劳无用、只能用来挣零花钱的偏见。她用硬纸板做了一个二胡的模型,并在上面贴满了一元钞票。

  我的看法与上述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人文学科可以帮助培养批判性思维,而这种能力对于学习任何科目都至关重要。通过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人文学科教会他们如何面临职场中的转折。

  威斯利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将通识教育的这种功能解释为对整个人的培养,而非仅仅教会一个人工作所需的技能。

  《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曾刊登罗斯在2009年一篇纪念威斯利安大学人文中心的演讲。他在这篇名为《超越批判性思维》的演讲中提到:“人文科目会给予你的内心和脑海必要的元素,让你今后几十年在完成创造性和集中性工作时都受益无穷。”

  创造性思维可以应用于包括STEM在内的任何领域,对人的一生都至关重要。Paypal的CEO彼得·泰尔(Peter Thiel)、时代华纳的前CEO杰拉德·莱文(Gerald Levin)和Flickr的前创始人之一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

  《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杂志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将包括他们在内的一组人命名为“九位学哲学出身的著名总裁”。

  我自身的成长和成熟也来自于文科的学习。我的文学老师曾说过,人们直到在家门口看到磨难才学会同情。作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生,尤其身处于像硅谷这样一个富裕的象牙塔环境中,我从未目睹过饥饿、战乱以及内乱。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人间苦难,我便将人文学科当作一扇窗户,来透视我在现实中无法拥有也不想拥有的经历。

  比方说,在名著《红字》(The Scarlett Letter)中,作者霍桑(Hawthorne)借他的主人公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之口说出了一句肺腑真言:“她也拥有许多人一生的渴求,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经历一场深刻的悲痛,以此来升华她的人性,让她对他人的悲痛感同身受。”霍桑希望说明感情上的伤痛能够升华一个孩子的天性,让她体会他人的伤痛。读者们也能通过这样的情节感受培养自己与他人建立共鸣的能力。

  高中二年级时,我为了自己的学术前途向一家大学咨询公司的华裔顾问寻求意见,他居然告诉我:如果你的数理化不差,为什么要学文科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文科是培养有认知的公民必不可少的科目。它教会人们通过间接经历学会体会他人的情感,它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在所有行业中都可以应用。只有通过接受领会人文学科所提供的一切,社会和个人才能真正强大。

(信息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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