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格俐玛）

从“贤妻”蜕变为“总攻”，刘涛用了16年。16年过去，刘涛从《外来媳妇本地郎》（2000年）里的上海媳妇，变成了《欢乐颂》（2016年）里的上海CFO，这当然是一场“选角”的胜利。然而，以电视为媒介，刘涛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透视出当代女性自我想象的变化——她们不愿再将自己定义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是将自己命名为一种全新的性别气质。

何谓“总攻”？注意，这不是一个动词，更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新闻标题里常见的“向XX工程发起总攻”。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亚文化名词。要解答什么是“总攻”，首先要解答什么是“攻”。最初，“攻”是一个BL小说概念，它用来指称男男情侣中的主动方，与之相对的则是“受”。而“总攻”是把“攻”固定为一种日常状态，即对任何一个“受”来说，他永远是“攻”。可见，BL小说里的“总攻”代表着一种魅力十足的性别气质：主动、强势、尽在掌控、霸气外露。

然而，当“总攻”一词进入主流文化并成为日常生活用语，那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主流文化“收编”了。换言之，现在我们讨论“总攻”时，不是在讨论男男情侣，而是讨论一种全新的性别想象，尤其是从女性主体出发的自我想象。以刘涛在《欢乐颂》里所饰演的“安迪”为例，她就像BL小说里的“总攻”一样，主动、强势、尽在掌控、霸气外露，然而，她是一个真正的异性恋，更重要的是，她在大都市高端写字楼里拥有一份高端的工作，海归背景，收入体面，浑身ARMANI，开保时捷。如此说来，“总攻”不仅跨越了性别的亚文化边界，更被赋予了全新的“阶级”意涵。

我们必须明白，当女观众为“安迪”欢呼喝彩时，她们不只是在欢呼她的强势人格，更是在欢呼她的经济能力。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能力做支撑，“安迪”的强势人格也不会令人信服。其实，刘涛远不是孤立的个案，如此的女性“总攻”或许还有刘嘉玲、张天爱等等，而她们所饰演的形象（特别是古装形象）又是高度一致的。从“霓凰郡主”（刘涛《琅琊榜》角色），到“武则天”（刘嘉玲《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角色），再到“张芃芃”（张天爱《太子妃升职记》角色），皇亲国戚，非富即贵，无一例外。在今天，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一个贫穷的“总攻”会是什么样子，这很残酷，却也很现实。而这种想象力的匮乏恰恰表明，我们已深陷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万物皆资本。

从“阿朱”到“安迪”，刘涛的电视形象演变史被不断讲述着，并一遍遍地激励着当代女性观众，召唤着她们对于“成功”的渴求。与此同时，电视荧屏外的刘涛更延伸了她的“总攻”形象：赛车、拳击、武术、跨界歌王，乃至成为乐视体育的新股东。从“明星研究”的视角看去，只有当一个演员（或歌手、模特）在文本内外的形象高度重叠时，她才真正成为了一个“明星”，她才真正具有了社会文化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刘涛崛起为“高龄偶像”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总攻”对女粉丝的吸引力正在于，她不仅是“大女人”的别名，更是资本的象征。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为什么当代女性如此渴望“总攻”？事实上，这里的“渴望”有两个层次：交际诉求与自我实现诉求。一方面，正如每个“安迪”的身后都有“邱莹莹”、“关雎尔”，她们需要这样的榜样，更需要这样的朋友。在《欢乐颂》中，开车接送上下班、经济纠纷调解、突发状况处理等生活疑难，都是由“安迪”一手解决。“总攻”拓展了女性关系的可能性，她让“姐妹情谊”（sisterhood）更趋多元。更重要的是，如此男友力MAX的形象竟是一个优雅美丽的都市女性，这投射出当代女性对男性伴侣的深深失望。怪不得女观众会惊呼：万千男人还不如一个“安迪”实用！另一方面，在“攻”的前面加上一个“总”字，是让“攻”的对象变得模糊泛化。

进一步说，女人们试图“攻”的不是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具有反抗意味的性别态度。因此，在当代女性向的文化语境之内，“总攻”的定义应当被重新修正：不为谁而“攻”，只为自己而“攻”。这种独立自主、自我供养、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状态，才是当代女性爱情萌发的前提。

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从前，女性的爱情想象无非两种——要么是灰姑娘，等待男人经济拯救；要么是简·爱，等待男人变得贫穷。而现在，她们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变身“总攻”，让自己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