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如刘涛也卖总攻人设,女性经济学是要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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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10-13 腾讯娱乐




腾讯娱乐专稿(文/格俐玛)


从“贤妻”蜕变为“总攻”,刘涛用了16年。16年过去,刘涛从《外来媳妇本地郎》(2000年)里的上海媳妇,变成了《欢乐颂》(2016年)里的上海CFO,这当然是一场“选角”的胜利。然而,以电视为媒介,刘涛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透视出当代女性自我想象的变化——她们不愿再将自己定义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是将自己命名为一种全新的性别气质。


何谓“总攻”?注意,这不是一个动词,更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新闻标题里常见的“向XX工程发起总攻”。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亚文化名词。要解答什么是“总攻”,首先要解答什么是“攻”。最初,“攻”是一个BL小说概念,它用来指称男男情侣中的主动方,与之相对的则是“受”。而“总攻”是把“攻”固定为一种日常状态,即对任何一个“受”来说,他永远是“攻”。可见,BL小说里的“总攻”代表着一种魅力十足的性别气质:主动、强势、尽在掌控、霸气外露。


然而,当“总攻”一词进入主流文化并成为日常生活用语,那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主流文化“收编”了。换言之,现在我们讨论“总攻”时,不是在讨论男男情侣,而是讨论一种全新的性别想象,尤其是从女性主体出发的自我想象。以刘涛在《欢乐颂》里所饰演的“安迪”为例,她就像BL小说里的“总攻”一样,主动、强势、尽在掌控、霸气外露,然而,她是一个真正的异性恋,更重要的是,她在大都市高端写字楼里拥有一份高端的工作,海归背景,收入体面,浑身ARMANI,开保时捷。如此说来,“总攻”不仅跨越了性别的亚文化边界,更被赋予了全新的“阶级”意涵。




我们必须明白,当女观众为“安迪”欢呼喝彩时,她们不只是在欢呼她的强势人格,更是在欢呼她的经济能力。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能力做支撑,“安迪”的强势人格也不会令人信服。其实,刘涛远不是孤立的个案,如此的女性“总攻”或许还有刘嘉玲、张天爱等等,而她们所饰演的形象(特别是古装形象)又是高度一致的。从“霓凰郡主”(刘涛《琅琊榜》角色),到“武则天”(刘嘉玲《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角色),再到“张芃芃”(张天爱《太子妃升职记》角色),皇亲国戚,非富即贵,无一例外。在今天,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一个贫穷的“总攻”会是什么样子,这很残酷,却也很现实。而这种想象力的匮乏恰恰表明,我们已深陷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万物皆资本。


从“阿朱”到“安迪”,刘涛的电视形象演变史被不断讲述着,并一遍遍地激励着当代女性观众,召唤着她们对于“成功”的渴求。与此同时,电视荧屏外的刘涛更延伸了她的“总攻”形象:赛车、拳击、武术、跨界歌王,乃至成为乐视体育的新股东。从“明星研究”的视角看去,只有当一个演员(或歌手、模特)在文本内外的形象高度重叠时,她才真正成为了一个“明星”,她才真正具有了社会文化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刘涛崛起为“高龄偶像”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总攻”对女粉丝的吸引力正在于,她不仅是“大女人”的别名,更是资本的象征。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为什么当代女性如此渴望“总攻”?事实上,这里的“渴望”有两个层次:交际诉求与自我实现诉求。一方面,正如每个“安迪”的身后都有“邱莹莹”、“关雎尔”,她们需要这样的榜样,更需要这样的朋友。在《欢乐颂》中,开车接送上下班、经济纠纷调解、突发状况处理等生活疑难,都是由“安迪”一手解决。“总攻”拓展了女性关系的可能性,她让“姐妹情谊”(sisterhood)更趋多元。更重要的是,如此男友力MAX的形象竟是一个优雅美丽的都市女性,这投射出当代女性对男性伴侣的深深失望。怪不得女观众会惊呼:万千男人还不如一个“安迪”实用!另一方面,在“攻”的前面加上一个“总”字,是让“攻”的对象变得模糊泛化。


进一步说,女人们试图“攻”的不是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具有反抗意味的性别态度。因此,在当代女性向的文化语境之内,“总攻”的定义应当被重新修正:不为谁而“攻”,只为自己而“攻”。这种独立自主、自我供养、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状态,才是当代女性爱情萌发的前提。


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从前,女性的爱情想象无非两种——要么是灰姑娘,等待男人经济拯救;要么是简·爱,等待男人变得贫穷。而现在,她们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变身“总攻”,让自己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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