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第17期《留学》杂志，撰文_孙献涛

最不应该观望的，是子女的教育。对于有能力送孩子出国读书的家长，我的建议是：能早走，就早走。

8月8日那天，我的老同事王海涛撰文，回望六年前的那个闷热的夜晚。那天晚上，北京城里从官到民，人人都相信，过了这个隆重得让人窒息的夜晚，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好。很快六年过去了，二环路上的奥运专用道标志还依稀可辩，诸如异地高考的事情反面变得更加艰难。“海涛评论”用了一个悚人听闻的标题来描述六年前的希望在今天的破灭：未来，惨烈到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吗？看着一茬又一茬的非户籍小学生，由天真烂漫迅速成长到走投无路，“惨烈”二字不算夸张。数量惊人的非户籍学生无法就地参加高考，这是近年来北上广深本科阶段留学火爆的最大动因；更多的私立国际学校、公立国际班成为纯粹的留学预科。

总得给孩子一条出路，但又总想等到最后时刻才做决断，一茬又一茬的家长，总是执着于希望和相信，游离于高考和留学之间。“明年落实异地高考政策”的传言眼看着又要落空，下一拨家长不应该再首鼠两端持子女观望，能早走的必须早走。

早走是有好处的，最大的好处是语言容易过关。小学高年级或初中低年级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中国心基本铸就，早一天到国外插班，就早一点实现语言能力的过关。想想四、五、六年之后，你家小儿女要跟各个方向涌入的华人小同胞，竞争极为有限的常青藤入学名额，你就不会再犹豫了。

至于局外人担心的“太早离开会忘本，丢了中国文化的根”，这根本就是个扯淡的伪问题。一个人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人生，孩子生长在哪儿，他就会在哪儿生根发芽。你之所以纠结，或许是因为你的“根”和你和户口没在同一个地方。你有能力设计、安排子女的学业，你应该避免让子女再重复一遍你经历过的纠结。

当然走得再早，总也难免纠结；留洋的中国孩子，此生注定纠结。既然是一种宿命，不如直面它、淡化它、不理它。要相信孩子是天生的闯入者，对于未知的世界，拥有比你想象中更强的适应能力。与其抱着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做走投无路状，不如把工作辞了把房子卖掉把老婆带上把机票买好，现在就送小儿女出国读书。

要相信行动。不要相信未来。

能走的，都走吧

本文节选自第17期《留学》杂志，撰文_董郁玉

在留学问题上，我的主张是：能走的，都走吧。

这里所谓“能走的”，就是有能力走的人，有经济条件走的人。有能力，就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成绩得到国外学校的经济资助；有经济条件，就是家庭的财政开支足以支撑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生活。

从不可想象到想象，从不可以走到可以走，从不能走到能走，这种种变化，其实正是中国人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能走就走，就是充分享受当下的自由。

这种自由，来之不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托李政道想办法多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李政道不负重托，组织了1949年后最早批次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变来变去，美国七变八变，中国左变右变，中国人能走就走，终于变成了现实。

实际上，从“留学第一人”容闳赴耶鲁留学始，人们都清楚留学生出去学到的肯定不止是纯粹的科技知识。而这，既是各个朝代的中国政府限制学生出国留学、限制学生可留学目的地国范围的原因，也是我主张能走都走的理由。

现今中国，人们把下一代送出国，尤其是送到日、欧、美国家的重要原因，就是想让自己的下一代了解—如果可能的话—过上一种相比较而言更高品质的生活。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认同。其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完全可以用其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使自己及其家人都过上更高品质生活的人，也几乎全都让自己的下一代加入到留学大军当中。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上述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在持久提升生活品质上的不可靠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是那些在这个社会中意气风发、掌控了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成功人士”，也不想让他们的下一代再沿着他们的成功之途，把他们的成功再复制一遍⋯⋯

因此，当代意义上的出国留学，就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而言，其比重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出国去了解和比较与中国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标准，由此成为一个可以与更高生活品质的社会相融洽的人，这已然成为出国留学更重要的结果。

而这与其说是出去学知识，还不如说是出去学做人。如果说某些知识还有可能在国内学得到的话，那么，某些做人的生活品质则不可被复制于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