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在起跑線，但輸在終點？比較華裔和以色列諾貝爾科學獎得主

最近我進行一項關於數學和科學教育的研究，一些國際性的評核考試顯示，亞洲學生的成績遠高於美國學生，於是我去台灣向他們借鏡。有趣的是，有些台灣人這樣回應我：「你為什麼來台灣學我們？台灣的教育爛透了！台灣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真是不知所謂！馬英九是腦殘的！」許多台灣大眾媒體都狠批台灣的教育，例如，【今周刊】有一個名為 〈搶救被教笨的孩子〉的特輯，該雜誌表示，在國際考試中，台灣兒童的閱讀和數學成績名列前茅，但台灣孩子的自信心卻是非常低。同樣，【親子天下】也編寫了一份題為【翻轉教育】的報告，質問是誰教笨了台灣的孩子？

很多時候我也聽到人們對香港和新加坡教育作出類似的批評，例如教育方法流於填鴨式，過分強調考試分數，只有標準答案……。不少台灣媒體拿以色列作為榜樣，例如【天下雜誌】 有一個專題報導是：〈為什麼現在要看以色列？逆境找答案〉，該雜誌稱讚以色列的教育和文化有利於技術開發。同樣，【遠見雜誌】也有關於一期以色列的特刊，標題是：〈以色列，教育就是不一樣〉，該雜誌報導說，猶太父母不注重孩子的考試成績，相反，他們關心子女能否提出有意思的問題，能否獨立思考。這些雜誌認為以色列教育成功的證據是：以色列的經濟和科學都很發達，而且在過去二十年，以色列出了十二位諾貝爾獎得主。這些雜誌並沒有提供那十二位諾貝爾獲獎者的詳細資料，撇開和平獎和文學獎之後，我發現以色列自建國以來總共贏了八個科學獎，我包括經濟學獎，因為這門學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科學分法（見表一）。

表1：以色列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簡介

台灣和其他華人社會的教育當然有改進的餘地，但它們是否爛得好像評論家所說呢？若果拿諾貝爾科學獎來當為成績表的話，公平地說，也有八名華裔科學家贏得了諾貝爾獎（見表二）。

表二：華裔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簡介

當我比較這兩份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名單時，我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首先，在「硬科學」（Hard science）方面，所有以色列科學家獲得的諾貝爾獎皆是清一色化學，而大多數華裔科學家贏得的諾貝爾獎都集中在物理。事實上，物理研究比化學研究更倚賴數學，那麼，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檢視猶太人在數學上所向無敵的神話呢？可能有人會反駁，經濟學高度依賴於定量分析，而有兩名以色列人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這兩個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Daniel Kahneman是心理學家，他從未上過經濟學的課，他得獎是因為其心理學研究指出，人類並不總是做出理性的選擇，這一理論推翻了古典經濟學中人類是理性的假設，他的理論並不包含複雜的數學模式。

在八個華裔獲獎者中，朱棣文和錢永健在美國出生，並且所有教育都在美國完成，可能有人會因此而認為這二人不應該被列入表二。不過，在八位以色列得獎人當中，RobertAumann和Michael Levitt都是完全在以色列境外受教育，如果要公平比較，那麼這二人也應該被刪除。

在餘下的六位華裔獲獎者中，丁肇中與李遠哲在台灣接受基礎教育（ 大學及以下）， 崔琦及高錕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國民政府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受基礎教育。然而，沒有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受過教育的，我不是借題發揮去做政治批判，我只是說出事實。

現在讓我們回到以色列，在這六名以色列科學家中間，有五人畢業於以色列本土的研究院。然而，所有華裔得獎者都是在英美上研究院，華人在起跑線上勁道凌厲，但要跑完最後一程，還是要在西方為他人衝線 。這是一個典型的觀點問題：當一只杯盛載了百分之五十的水時，它是半滿還是半空呢？有人說：「我們贏在起跑線上，但輸在終點，美國的研究院仍然是培養諾貝爾獎得主的聖地。」 但公平地說，地球上許多種族或國家從未產生過一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即使他們有派遣學生就讀英美的研究院，他們不但輸在終點，甚至連起跑也不能。 而且，在六名以色列獲獎者中，有四人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換言之，在研究院之後他們仍然要倚賴美國，以色列只算稍勝一籌，我們無需要妄自菲薄，過度神化以色列。

我認為，如果沒有在華人社會中受過紮實的基礎教育，那些華裔科學家未必能進入頂尖的英美研究院，更遑論拿到諾貝爾獎。故此，我鼓勵華人學生在起跑線上先打好基礎，在衝線時才上美國的研究院。那麼， 我們在最後一程中缺少了什麼呢？錢永健說：「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多元包容的價值是關鍵。」以色列免疫學家Ruth Arnon說：「以色列人比較無法無天，他們跳出框框思考，他們不想聽命他人。」以色列教育部長Shai Piron說：「我們不在意和諧，我們喜歡對話和辯論。」這似是老生常談，卑卑而無高論，但倘若我們的文化仍然以和諧和穩定為最高指標，我恐怕二十年後我們仍然是輸在終點。

2014.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