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终身的奋斗。因此在一生中，书，不断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就话题“学生时代最受影响的一本书”，哈佛校报采访了几位哈佛教师。
“我祖母在二战时期离开中国，来到了美国。她的三个孩子，包括我爸爸，都在这里出生。祖母与她的孩子大多用英文交流，这导致了到我这一代，接触中文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能在大一时学习“基础汉语”，祖母尤其开心。这门课要求我们购买一本简明英汉汉英双解词典（A.P. Cowie 与 A. Evison，1986年版）。当时的课本已经被我丢了，可词典却一直还在。它的长宽近似一部手机，只不过厚多了也重多了。捧起它，总能让我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它的红封皮是上蜡的帆布材质。全书1100页，每一页都像人们曾经的国际信件用纸一样薄，且印字不可思议地小。“大三时我去中国交换过一学期。在那时，我走到哪儿都带着这部小字典。它曾陪我拜见中国西部遥远西藏的佛教圣地，也曾一同沉睡在内蒙蒙古包；它曾陪我探索桂林溶洞的绮丽，也曾一同见证长江三峡的壮美；它曾陪我坐在四川大佛雕像的脚指头上，也曾一同在拥挤缓慢的火车里消磨时光。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国际科学教授 WilliamC. Clark；国家政策与人类发展教授 Harvey Brooks在我大学时期，斯图尔特·尤德尔的《1976：明天的议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从那时候起，每当我为人类间，或其对环境无休止的迫害感到失望时，它提醒我人性光辉尚存。它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当时我在耶鲁上大二，那是我们这代最糟糕的一年。我们的城市喧声四起，我们的领袖遭到谋杀，我们的人口爆炸增长，可我们的学校无动于衷。尤德尔描绘了一个开阔的，充满人性的理想世界。对我来说，为追求那样美好的世界而奋斗，是尤德尔为我绘制的宏图。这本书号召每个人结合科学知识与政治理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当尤德尔在第二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现身耶鲁的林业学院时，我凭借着对这本书的热忱挤进了他的讨论会。这本《1976：明天的议程》充斥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与人性内涵，是我职业生涯最好的指路明灯。”拉丁美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Rockefeller“我钟爱的有 Ernst Mayr 的《Populations, Species, and Evolution》，George C. William的《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以及Stephen Jay Gould的文章。”“读他们的书之前，我是无法理解宏观进化与微观进化是如何互相联系影响的。在读书中，我逐渐意识到，生物学的知识与生活中的现象紧密相连。一个学者，只有了解到其他学科对其研究领域的影响才能算得上学而有术。教条式的沙文主义等错误偏见只能反映无知。在大学时期，我发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共通性，并越来越确信这一点。我们对各个学科整体的认知水平在上升，因为学科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新的想法与新兴技术使学科使之彼此相融。社会学教授Orlando Patterson 与 John Cowles“大概是 Albert Camus 的《The Myth of Sisyphus》吧。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读大学之前。从图书馆书架上拿下它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本神话书，后来发现是哲学的专著，翻看没几页就爱上了它。当然，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涵义。因此我将它带到大学，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读，直到慢慢吸收，直到完全读懂。这实在是对我影响至深。“我的第一本书是小说《The Children of Sisyphus》。这本书描绘了住在金斯顿棚屋里极端贫困人民的生活。最触动我心的是赤贫中的人们对其生存意义的寻找，这也是作者 Camus最想要读者思考的。除了精神上的绝望以外，连最基础的生存条件也很难满足，一个人的生存意义在哪里？他该如何求生？那些生活在粪堆边的人，那些靠城市的垃圾过火的人，他们该怎么找寻人生的意义？“要我‘探寻生命意义’的声音久久在我心中回响，从未停止。从牙买加搬去英国，从这本书到他的其他作品，我始终带着这个问题行走着，思考着。在很多个层面上讲，他的思考与主张没有让我止步，倒是为我的思想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后来，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属于我自己的探索，但他永远是我最初的哲学导师，那时最好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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