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刚开始的时候，特拉华大学学生中心的一个大厅里涌进了几十位新同学。其中许多人打扮时髦，穿着打磨发旧的牛仔裤和色彩鲜艳的旅游鞋；一半人在默默玩着手机，其他人在热烈地交谈。但是，对于一个普通话不熟练的旁观者来说，想要偷听他们的谈话会很困难。因为，除了一个神情迷惘的哥伦比亚人之外，其它学生都来自中国。

范逸苏（Yisu Fan，音译）就是其中之一，在6个小时之前刚从上海飞来。他兴奋地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在等着参加英语语言学院的新生指导会。和特拉华大学的几乎所有中国学生一样，范逸苏是被有条件录取的——就是说，他得顺利念完一个英语项目，才可以开始修读大学课程。

他打算念金融专业，毕业后回国，到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戴着新潮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印有一条中国龙的军牌（俗称“狗牌”）项链。他说，自己选择到离家7000英里的地方上大学，是因为“美国人的教育很棒”。

在中国，这个观点很普遍，这是赴美留学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在仅仅3年中翻了3倍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人数已经达到4万，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虽然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多年来也向美国输送了大量本科生，但中国申请人数突然出现惊人的增长，已经在那些尤其欢迎国际学生的高校中激起波澜。这些大学中很多是设有特别英语项目的大型公立学校。比如，特拉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就从2007年的8人猛增到了2011年的517人。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对于近年来面临预算削减的高校来说，这真是从天而降的礼物。不过，虽然乍看之下这对高校和学生都有好处，仔细观察起来，却是对双方都复杂和棘手的事。

一旦入学之后，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要跟上课堂讨论就非常吃力。尽管他们当中成绩出众、学习费劲或者通不过考试的人的比例和美国同学差不多，但有些教授说，他们不得不改变了教学方法。

唐文婷（Wenting Tang，音译）很爱笑，她听Red Jumpsuit Apparatus和OK Go这类劲爆乐团的歌曲，并在她的Facebook主页上说自己“真的真的很有趣、真的真的很认真”。她是管理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三年级学生，说起英语来自信十足，虽然还不是完美无瑕。但事情并非一贯如此。按她自己的评价，当初申请特拉华大学的时候，她的英语非常糟糕。

唐文婷在上海读了高中，当初并没有特意要选特拉华大学。这所公立大学有大约2万1000名学生就读，录取率大约是50%，杰出毕业生中有美国副总统拜登。唐文婷的母亲想让她到美国念大学，于是她们跑了十来家中介公司，耐心听取了他们的承诺和成功案例。

她的母亲选定了一家推荐特拉华大学的中介，他们帮她填写了申请材料，指导她完成申请程序，不然她会是一头雾水。由于她的英语还没好到能写申请论文，中介公司收取了4000美元费用后，用中文问了一些关于她本人的问题，替她写了一篇论文。（他们还另外收取了3300美元准备考试的费用。）

如今她能够自己用英文写作了，她觉得当初中介写得并不怎么样。但那已经达到了目的：她被录取了，花了6个月时间参加英语语言项目，然后开始学习大一的课程。尽管一路磕磕碰碰，但她现在成绩不错，也享受大学生活。她用很实用主义的说辞来解释为什么要让中介替她写申请论文：“那时候，我的英语没现在这么好。”

在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文化里，学生把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备战高考。他们能否入读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学，高考成绩是唯一决定因素。因此，对于那些想要去美国留学的人来说，花费几个月时间临时抱佛脚准备SAT大学入学考试和托福（TOEFL）并不罕见，因为大多数学校都要求这两项成绩。

但在谈到中国学生从几个增加到几百个给特拉华带来的挑战时，他也直言不讳。最严重的问题是剽窃。史蒂文斯还记得，有个学生背下了4个维基百科词条，以便在一次课堂论文写作时选用最合适的一个，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壮举”，只是力气没用在正道上。对于来自视个人主义为异端的国度的学生来说，要接受美式的知识产权观念并不容易。（史蒂文斯说，在该语言课程里，并没有发生正式纪律处分大幅增加的情况，因为教师们倾向于在课堂里解决剽窃问题。）

史蒂文斯说，很多来自中国的大一学生并不和校方随机选择的美国学生住在一起，他们会缴纳学校要求的住宿费，却在校外合租公寓，这是违反校方规定的。他们极少参加语言学院的志愿者活动。在2011年夏季的一次聚会上，有来自40个国家的将近400名学生参加了活动，其中只有10个来自中国。史蒂文斯还说，中国学生还经常转班以便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而不是留在他们的指导老师所指定的班级里。

该校商学院本科生指导办公室的项目协调人詹妮弗·格里根-帕克斯顿（JenniferGregan-Paxton）就是指导老师之一。她说自己对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礼貌印象深刻。他们会经常给她和其他教授带小礼物以表示感谢；最近，在一天之内，她就收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块丝巾。对于他们想要待在一起，她并不感到意外。她说：“即使有一些中国学生想要冲破小团体，他们也不一定能得到美国人最友好的对待。”

例如，市场营销专业的唐文婷回忆说，在一次课上，教授无视她的提问，只倾听美国学生的发言。还有一次，在社会学课参加一个小组项目时，她说自己也受到了冷遇：“他们假装是欢迎你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这些遭遇让她印象深刻。“我一辈子都会记着的。”

2011年秋季，肯特·皮埃尔（Kent E. St.Pierre）给35名学生讲授一门中级会计课，其中有17名学生来自中国。几周之内，那些非中国学生中，除了3人之外，其余的全部退选了这门课程。为什么美国学生都跑了呢？皮埃尔回忆道：“他们说课堂上太安静了。”他自视为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自由派，完全赞成校园里的多元化。但是，他也认同说：“确实是一滩死水一样。”

在亚洲各地的许多学校中，热烈的课堂讨论只是例外情况。无疑，正如皮埃尔所指出的，如果你把美国学生放到中国课堂上，他们简直就是话痨了。

尽管中国学生要适应陌生的学习方式，但他们在特拉华大学的平均成绩却和其他本科生并无二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反映了中国在定量技能方面的有力训练，使中国学生在商科和工程学等强调数学的科目中占有优势。这两个专业最受中国学生欢迎，而且是否精通英语对这些专业而言不那么关键。实际上，有些中国本科生非常优秀，足以进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哈佛大学在2010-11学年就有大约40名中国本科生。

不过，一些教授表示，他们对教学方式进行了重大改变，以适应中国学生带来的问题。如今，皮埃尔会在进行小测验时要求每个人都把课本留在教室前面，以防止作弊，这种预防措施是他之前在特拉华大学任教20年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并且，课堂参与程度在评分时所占的比重也下降了，以免给外国学生的成绩拖后腿。过去，他要求课堂成员在学期当中做2至3次演示报告，如今可能只要求他们做一次。他说：“已经有美国学生来说，他们听不懂外国学生在报告里讲了什么，那很折磨人。”

金融和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史怀哲（Robert Schweitzer）的苦恼在于他得用非常基础的词汇。他说：“有学生说：‘我不知道‘ascending’（上升的）的意思。’他们答错题，是因为不了解授课内容呢还是不懂语言？”

如果说教授们在为理解学生而挣扎，那么，反之亦然。

达蒙·马（Damon Ma）在语言中心所谓的“桥项目”上学，这意味着他的英语已经好到可以选修常规课程，虽然他还没有念完这个语言项目。他非常喜欢在美国念书，这是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有的梦想，并且他也清楚中美两国之间在学术方面的差异。

达蒙·马说：“在中国，什么都是复制的。他们写一篇25页长的论文只花费2个小时，并且还能得A。”

他对自己选修的第一门大学课程“中国古代史概论”感到有些紧张。已经开学几个星期了，他还在克服语言障碍。他说：“我可能听懂了70%，但我听不懂细节，那些词汇。”

许多中国学生抵达特拉华大学时，以为只需要上几个月的英语课，但结果却在语言学院耗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每期八周的课程要支付2850美元。

查克·徐（Chuck Xu）和爱迪生·丁（Edison Ding）已经在特拉华大学的英语课程学习了整整一年。他们的英语顶多只能算是凑和，连和记者进行基本的交谈都费劲。丁同学说，他向中介支付了3000美元来准备标准化考试、填写申请表并帮自己用英语写申请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关于什么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徐同学刚刚念完了语言课程，现在正在修大一课程。丁同学还没有通过最后阶段的语言考试，他希望能从春季学期开始选修常规课程。

特拉华大学努力吸引更多外国学生，这是该校校长帕特里克·哈克（Patrick T. Harker）推出的“卓越之路”计划的一部分。当哈克在5年前上任的时候，该校大一班级中的国际学生比例还不到1%。他对于课堂上的挑战有第一手体会，因为他自己每年都会给大一学生开一门课。他说：“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学生，努力学习着美国习语和美式文化。”哈克说，他了解中国申请人并不总是像他们的申请材料所展示的那样。但是，他指出，这个问题是很多大学都为之头疼的，而不仅仅是特拉华大学。

但哈克否认了该校在中国的招生活动主要是为了赚钱的说法。他说：“新泽西州来的学生同样要付学费。对我们来说，这确确实实是为了多元化。”

然而，在特拉华大学念本科的国际学生中，大多数是中国人。该校招生主任路易斯·赫什（Louis L. Hirsh）说他正在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均衡现象。他表示，特拉华大学正在努力开拓中东和南美国家的市场。

对于那些想要迅速走向世界的大学来说，招生活动的天然之选就是在中国。

当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决定开始国际招生时，它聘请了3名招生人员，把他们派往中国。该校国际项目主任约翰·奥斯本（JohnOsborne）说：“我们决定要瞄准中国市场，因为它太大了。”自2007年招收了首名国际学生以来，如今该校已经有250名外国本科生，其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业内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高校还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市场就进去了。

不久前，美国一家大型大学的教务长和Zinch China公司的汤姆·麦彻（TomMelcher）取得了联系，打算马上招收250名中国学生。在被问到原因时，这位教务长回答说，学校面临着巨额预算赤字。他对麦彻说，为了弥补赤字，该校需要额外招收能够自己掏学费的学生，而中国不缺这样的人选。

麦彻说：“我是不是觉得预算缩减在促使大家争着去国外招生呢？不幸的是：是这样的。”

在特拉华大学，校方在尝试新的策略。他们启动了一个项目，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跟指导老师结对，把他们向美国学业生活的过渡变得容易些。此外，英语语言学院为那些课堂上有中国学生的教职员开办了讲习班。其他大学也在反思它们的方法。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启动了一门特别课程，给那些处于试读阶段的国际学生提供英语和学习技能方面的额外帮助。

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改进录取程序，包括面试申请人以了解其实际英语能力和考分之外的更多学业背景。包括弗吉尼亚大学在内的几所高校请校友和在校学生面试未来学生，有的在申请人所在的国家进行，有的是通过Skype网络电话。而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Councilon InternationalEducational Exchange）已经开始提供面试服务。这些改变受到了业内教育人士的欢迎。北大附中校长助理江学勤认为，面试可以让美国高校更好地了解学生是否为进入美国课堂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还有一些大学聘请了外部评估师来复核成绩单，或在中国设立办公室，招聘当地职员来找出学校会错过的申请材料中的可疑点。但是，由于申请人数太多，对每个人进行面试和细致的评估将会是沉重而昂贵的负担。

而对于史蒂文斯这样已经和国际学生打了将近30年交道的大学官员来说，中国本科学生就像一个他还在努力解密的代码：“我们怎样才能触及他们？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们真正投入到美国的学习生活？”

他说：“那是让我在深夜辗转难眠的事情。”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Tom Bartlett, Karin Fische

留学开聊8点档

主题：伦斯勒理工申请案例分析

分享人：叶博士（美籍华人）

时间：2016年3月22日晚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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