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有观点| 刘志彪:中国人缺乏工匠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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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4-28 IPAA



“工匠精神”这个词汇,在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后,因紧密地吻合和对应着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所以成为中国发展语境中的重要概念。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如果没有“工匠精神”,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的。未来培育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     

 

工匠精神是一个可从多角度理解的范畴。无论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一范畴的内涵,它都是指在制造和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以消费者至上为宗旨,十分注重细节,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生产经营理念,指那种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孜孜不倦,反复改进产品,对产品质量严谨苛刻的、不懈的追求行为。显然,一般认为马虎将就、主张“见好就收”的中国企业,长期以来普遍缺少这种德国、瑞士、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工匠精神”。缺乏工匠精神,被认为是现在和未来中国发展智慧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最大的障碍所在。一些被广泛引证的例子就是,中国制造马虎、粗糙,很多国人不信国产品的质量,甚至连马桶、电饭锅也要去日本买;中国是世界上钢铁产量最大的国家,可是却生产不出精细的钢铁,等等。      

 

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工匠精神,古代我们有鲁班,近代我们有很多的老字号,同仁堂、云南白药、茅台酒,现代我们有华为、中国高铁等世界著名品牌。但我觉得,中国古代、近代的工匠精神,留传下来的大多是美好的故事而不是世界著名品牌;现实中一些留传下来的老字号,不是在发扬壮大,而是后继无人,品牌的声誉和美誉度在变质、消失;在当代世界著名品牌榜中,来自于中国的品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现实。     

 

于是一些人转而认为,不是中国人缺乏这种精神,而是中国不适合这种模式。工匠精神在当代,只适合于高成本高收益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如宝马车,因为高价格、高收益,所以适合于生产商付出高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成本去精雕细琢。反之,在人均收入低、消费档次低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不愿或不能购买高质高价产品和服务,企业自然会选择低质低价、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我对这种意见的批评是:看看这些年中国人如何到海外市场抢购商品便可知晓,现在中国人的需求结构正往高级化方向迅速地升级。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总计1168亿美元。这笔消费占据了全球高端产品消费总量的46%。但是这一波澜壮阔的消费升级趋势,并没有逻辑地转化为拉动本国企业工匠精神发挥光大的力量,而是转化成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显然,不是中国不适合工匠精神的模式,而是因为某种原因的作用,使这种精神无处发扬,无法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



 

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格局下,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塑造除了漠视消费者的各种企业顽疾,它们是不是我们历史上的“工匠精神”淡化甚至在某些领域消失的根本原因?应该说,由于短缺的市场环境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竞争,消灭了消费者本位,就直接把视消费者为上帝、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的土壤给铲除了。企业供给只管量,不管质;工厂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和服务。经理服从的是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竞争。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为了赢得市场竞争,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始意识到必须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下功夫。因此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开始增强,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市场领域,一些新的产品品牌开始出现。因此“工匠精神”的发扬和传承,只能在市场的环境和土壤中。在那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如行政垄断的领域,根本就不要去奢求什么“工匠精神”。这一基于市场环境的认识,对中国人缺失工匠精神的分析最为常见,也最有力。应该看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低下的情况下展开的,是从贫困到温饱再往全面小康社会阶段的演进,三十多年的市场发展,只是从低端更多地解决了中国人的“有无”问题,而非高端的“好坏”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过了物资缺乏的年代,因此发扬光大过去的工匠精神、追求中高端的转型升级很有必要,这是一种回归,回归初心、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缺少的不是“工匠精神”,而是缺少“工匠制度”。我们不要用工匠精神的浪漫,去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人们经常问,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不能通过制度创新,转变为工匠精神去创造物质财富?为什么这种聪明经常转化为它的反面:造假、模仿、偷工减料甚至为了赚钱而故意生产有毒食品?工匠制度并不是哪路神仙来外生给定的,而是在经济社会体制系统的长期运行中内生的。        

 

由此看来,缺少工匠制度还是表面化的解释,制度背后的相互作用的文化,才是缺乏“工匠精神”的深层次的原因,即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缺乏和必须重构的东西。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多少是提倡青年人去做一个扎实工作一辈子的“工匠”的呢?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能不能扪心自问: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人后去干制造业吗?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技工吗?显然,我们缺失的是社会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同样,没有建立起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也就无法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无法从一个制造大国顺利地走向全球制造强国。    

 

1、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物质文化。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满足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如果在贫困阶段,我们说提倡工匠精神有些奢侈的话,那么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卖方市场下所形成的物质产品文化,将被买方市场下的物质文化彻底替代,供给的极大丰富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将会自动驱使企业追求品质和品牌。在买方市场下,其物质文化的本质是竞争。未来培育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关键在于厚植市场竞争的土壤,加快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打破市场垄断。如果行政垄断格局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领域日趋盛行,工匠精神就很难普遍出现。     

 

2、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行为文化。人们在生活、工作中所形成的有价值的、促进文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创造性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行为文化。这是一个大议题。就重构国人的工匠精神来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需要提出来重点说一说的是二点:一是要鼓励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的“挑剔”行为。美国管理学家波特在研究日本产品精细化的原因时指出,日本妇女在购物时近似于苛刻的“挑剔”行为,是日本厂商改进产品质量的重要的外在压力和动力。而国人“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的消费行为,其实是变相纵容厂商在构建“工匠精神”上的不作为。二是要教育和鼓励过敏养成讲卫生的良好个人习性。我觉得,只有爱干净、讲卫生的民族,才会有工匠精神,否则就是空谈。因为只有讲究,才会有精神,处处“将就”(包括卫生),“工匠精神”中最核心“讲究”,就是扯淡。纵观世界制造业强国,德国,日本和瑞士,都是爱干净、讲卫生的国家。相反,我们看看国内的公共场所,典型的如厕所的卫生状态,就知道我们离真正的工匠精神和制造业精细化强国的距离有多远!    

 

3、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管理文化。企业组织必然有自己的做事标准和行为方式,这就是管理文化。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的一个最具体的、最核心的目标、信念、伦理及价值观。只有把客户、消费者摆在第一位,才能实现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目标;只有精益求精,才能把商品和服务做到极致,才能把附加值做到最大,才能以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实现企业存在的价值。为了实现企业的这一目标、信念、伦理及价值观,在管理上可能要采取许多方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要管理好“灵活度”与“守纪律”的关系。国人的工匠精神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把聪明劲用在了“灵活性”上了,经常对应该遵守的程序和规则采取变通处理方法,比如对应该严格遵守的加工操作程序和步骤,不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而是“灵活地”跳跃处理。很难设想,这种“不守纪律”和程序的工作态度,可以出德国那种高精尖质量的产品。很多时候,固守某种程序,看起来是傻,其实是精明。这方面国人需要学习和补课的地方太多。      

 

4、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体制文化。工匠精神、工匠制度的确立,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市场体系的管理规范和管理方式。例如,如果政府对市场中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不处理,就等于是变相地放纵这类行为,模仿侵权者的违法成本低,违法的获利就会很高,最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使市场中充斥造假、模仿、偷工减料等自杀行为。显然,为了给具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创造生存的土壤,鼓励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政府必须严格地监管市场竞争者,惩罚造假、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法行为。另外,假货盛行是工匠精神的天敌。如果市场秩序混乱,假货制造与销售得不到应有的处罚,那么没有人会愿意去精益求精。结果就是毁了整个行业。中国和许多行业在这方面教训惨痛,应尽快形成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的力量,形成制假必重罚的机制。    

 

5、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价值取向。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是一种层次最高的文化形态,它需要国家最高层面的大力鼓励和实质性的长期激励,才能慢慢形成。最近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才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指出,工人技师可以试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中国人缺少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与制度设计中长期轻视动手能力的培养、轻视技术技能人才的地位和作用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智造2025”计划的实施,中国要崛起为真正的制造强国,必须高度重视技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让工人技师也有地位及崇高的身价,是鼓励实体经济复苏、抑制社会浮躁、恢复崇高实业和技术技能的开始。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让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成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一致共同的理念和行为准则,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应该就是不可战胜的,应该就会是中国跨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刻,也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到来的辉煌时刻。


老彪小传 


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三角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全国十二届政协委员、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他曾经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副书记。刘志彪教授出版过40多本学术专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500篇。论著曾经十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的学术奖励。同时,他还积极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获得过中央和省部领导肯定性批示20多次。

 

他获得过的重要学术荣誉有:南京大学首批跨世纪中青年学术骨干(1992年);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首批入选者(1997);人事部等7部委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2005年);江苏省333人才第一层次兼首席中青年科学家(2007年);江苏社科名家(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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