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位去年刚刚入学的小朋友迈克。我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芝加哥大学，因为他也同时拿到了哈佛等其他顶尖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这个问题提得很奇怪。想了想之后说，因为芝大是好学校啊！

这个答案显然不能令我满意——好学校多了去了，哈佛、斯坦福不也都是好学校吗？于是我接着追问：你说芝大好在哪里？迈克说，这里的人都很有趣。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很特别的大学。它所在的城市芝加哥，治安状况是出了名的差。在一些街区，人们大白天出门时身上至少也要带上20美元，用来应付抢劫，而且还不能只放在一个兜里——20美元是购买毒品的最低金额，多放几个兜是为了防止二次被抢——当然，由于学校投入了巨大力量加强安保，芝大校园内还是很安全的。

近年来，美国资源大量地集中在东西两个海岸，再加上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地处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在经济上的活力和竞争力日渐消退，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即便如此，芝加哥大学仍然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2013年，申请它的学生数量是30369人，录取率为8.81%。2015年申请人为30192，录取率仅为7.83%。

一所好的大学，一定是一所有灵魂的大学。一所有灵魂的大学一定是一所卓越的大学。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被认为是好大学是因为它生产思想，也生产有思想的人，是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的汇集地，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它最辉煌的时代，堪称群星璀璨，形成了在各个学科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众多大师一个个离世——去年是罗纳德·科斯，今年是加里·贝克尔——这是芝加哥大学最惨痛的损失。但这些大师们毕其一生所营建出来的精神传统，却像芝大图书馆门前的雕塑一般历久而弥新。

这是一所自由宽松的大学。在芝大，没有人要求教授一定要做出什么科研成果，但一定要上课。因此，系里某个教授半年见不着一面，没有人觉得奇怪。有的教授五六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也很正常，没有人会去督促检查。每个人都很从容，很有耐心，彼此之间充满信心和信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书和写“传世之作”上，很少去花时间写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学校对此也无要求。

科斯从1964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而且有些几乎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至少形式上不“规范”——充其量只能算是学术随笔。然而，就凭这一两篇文章，科斯就建立了一个学科，开创了一个学派，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讨论、引用他的“交易费用”概念，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

奥巴马在芝大法学院任教的12年里，也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成果。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所对教授几乎没有要求的大学，却产生了费米、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哈耶克、杜威、亨廷顿、波斯纳，以及周培源、吴阶平、叶企孙，等等，数也数不清的思想家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据说，在芝大经济系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允许芝加哥大学独立建国的话，那么该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二大国。

这是一所民主平等的大学，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在芝大，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时候要比校长大得多。校长决心要干的事情，如果教授们坚决反对的话，一定做不成；反过来，教授们支持的事情，校长即使持反对意见，多数情况下却能做得成。

我曾问过芝大的一位教授，为什么他喜欢这里而不去别的大学，即使别的大学所提供的条件要优厚得多。他告诉我，在芝大，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但在很多大学——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最顶尖的大学里，则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这是芝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最关键的地方，也是它无可替代的魅力所在。